我们照相的那天

作者:Liese Spencer和Becky Barnicoat采写

来自:卫报(The Guardian)

原文:The day we clicked

摇滚摄影先锋讲述他们最喜爱的照片。

 

伊恩·迪克:鲍勃·马利,1975


Rock photography: Bob Marley

摄影:伊恩·迪克


当“NME(新音乐特快)”派文字记者安德鲁·泰勒和我去采访威勒斯乐队的英伦首次巡演时,鲍勃·马利正要开始走红。

我们到了他们住的酒店并自我介绍。气氛有点紧张-毕竟是借助音乐这两种文化才得以初次相遇。但是他们很友好,对问题的回答很简短(虽然几乎难以解读),他们邀请我们参加市中心国宾剧场的调音,“太好了,咱家加长轿车在哪儿呢?”我们说。回答是:“我们不衬豪华轿车,我们走着去!”

于是大家上路了,长途跋涉在伯明翰的街头,长发飘飘,每人拎着自己的乐器。我跑到前面,在他们穿过小巷时拍下了这张照片。背景中有警察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有人在雷鬼俱乐部被刺成致命伤,执法机关可不想冒任何风险。

 

雷·史蒂文森:吉米·亨德里克斯,1967


Rock photograohy: Jimi Hendrix

摄影:雷·史蒂文森


我曾经在天幕俱乐部拍摄民间音乐家,那天下午,我之所以能找到那儿是因为我认识其中的工作人员。结果发现亨德里克斯在调音。

那还是这只乐队很早期的时候,亨德里克斯的经纪人蔡斯·钱德勒很热衷于在公众中曝光。听了一两首歌之后,我就被归化了。我开始为他在伦敦的每一场演出拍照。这张独特的照片可能是其后一两个月拍的。亨得里克斯回到天幕参加拍摄一个名为节拍俱乐部的西德电视节目。

他是一位非凡的天才。我十分震惊。我从没听过吉他有这种弹法的。就算身后有50个裸女我也顾不上看。他对吉他的演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有些人适合录音棚,有的人适合现场。亨得里克斯更喜欢登台表演。

他个子很高,你能约略看出他的那双大手。当我和他握手的时候差点在里头迷了路。但是他非常温和。尽管在舞台上燃烧着基情,平时却是一副温言歀语的样子。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杰雷德·Mankowitz:玛丽安娜·菲斯福尔,1964


Rock photography: Marianne Faithfull

摄影:杰雷德·Mankowitz,© Bowstir公司/mankowitz.com


我通过朋友杰里米·克莱德(二重唱柴德与杰里米的歌手之一)认识的玛丽安娜,我们聚在一起吃饭,我立刻感到坠入了她的神奇魔法之中。她非常可爱,特别漂亮,还很风趣,相处起来很愉快,有着难以置信的聪明伶俐,并且乐于享受这一切。我们一见如故,于是我问能否为她拍照。

我觉得圣马丁路的索尔兹伯里酒馆会是个不错的拍摄地点,于是我带她到那里拍专辑的封面。照片被唱片公司退回了。他们不喜欢镜子里反射到的那个家伙-他们认为这看起来是在暗送秋波,而她似乎显得太不矜持了。

她的这张照片却是我一直以来的心头好。最终我在一次展览中找到机会推出了这张照片,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人们喜欢她-他们喜欢她纯真的性感。她流露出性感,却又显得非常单纯。

 

吉尔·Furmanovsky:快乐小分队,1979


Rock photography: Joy Division

摄影:吉尔·Furmanovsky

这一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为快乐小分队拍照。当是我正为一家音乐出版物做摄影,演出之后我进了更衣室,并抓拍了几张照片。没人注意到我。门口好像也没有警卫。那时候这个乐队发展得不错,但是他们还没在体育馆之类的地方做过大型售票演出。那可能是一次大约千人左右的演唱会。伊恩·柯蒂斯是个很令人开心的家伙,一点都不阴郁。他们正在起步,玩的很开心。

这不是摆拍。我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我会说,“我抓拍几张照片你介意么?”但是我对伊恩啥也没说。我内心里是个摄影记者。他们正自得其乐。我则忙活着自己的工作。我开始拍照的时候,只是个18岁的单身小姑娘。我总是穿上宽松下垂的黑衣服作为伪装。在这个完全被男人掌控的行业中,我非常努力的想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我可不想被当成个果儿。

 

劳拉·莱文:REM,1984


Rock photography: REM

摄影:劳拉·莱文


当时乐队正要发布他们的第二张专辑,Reckoning,但是他们的唱片公司没有雇请摄影师的预算,我坐飞机赶到佐治亚州阿森斯,自己花钱拍了些照片,并和这些朋友们一起玩了几天。我们5个人探索了每一处可能上镜的大街小巷-铁轨,废弃的工厂,路边标牌,RA·米勒的旋转庭院,当然还有沃尔特的Bar-B-Que。说实话,我们在沃尔特的店停留是因为饿了。这不是一张布置好的照片。我们正吃着,我意识到这会是一张很好的照片,就拍了下来。

我第一次听说REM是因为一个朋友给了我他们自制的盒带自由欧洲电台/静坐。他觉得我会喜欢他们的音乐,确实他说的没错。1982年他们来纽约为纽约摇滚乐表演的时候,我为他们安排了一次追踪摄影,当是我正在那里担任首席摄影师和图片编辑。

在那四年时间里,我为REM拍的照片比其他任何乐队都多-可能也比其它任何摄影师拍的都多。他们那时候才刚刚起步:隶属于一家小的唱片公司,在俱乐部演出,开着他们自己的货车,睡在地板上。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正逐步走向更大的成功,而我这个摄影记者想要记录下这个过程。我时常和他们一起旅行,在后台,在舞台上,在汽车旅馆里,在家中,为他们拍照,

在和我共事的人中,迈克尔,彼得,比尔,麦克是我认识的最早也是最让人舒心的。我想,尽管有时候我会发觉自己其实是音乐家们的拖累,但是因为我们都是朋友,反而给这个过程带来了另外一重乐趣与信任,

这张照片在我的心中拥有特别的地位,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友谊,还由于它记录下了这个很快消逝的时间和场所。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充满乐趣,青春,尝试以及无尽的潜力。我不相信我们中的任何人能想象得到,在数年间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这张照片捕捉到了他们走向巨大成功之前最后的纯真时刻。但是,通常,对我来说,我端详着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我的四个朋友正在大快朵颐,微笑而放松,流露出他们的本色。

 

鲍勃·格鲁恩:蒂娜·特娜,1970


Rock photography: Tina Turner

摄影:鲍勃·格鲁恩


我的一个朋友是艾克与蒂娜的大粉丝,他建议我去皇后大道的Honka Monka Room看看他们的表演。我完全没想着要拍张好照片什么的,只图留个纪念。我坐在地板上并用了闪光灯。我觉得也许应该试试长时间曝光。这张照片捕捉到了蒂娜的五个姿势。蒂娜·特娜就是这种活力的象征。

几天后我们又去看了另一场表演。我把在Honka Monka Room拍的照片带给朋友们看,接着艾克·特纳走了过来。我的朋友说:“把照片给艾克看看”。他很喜欢这些照片,并把我带到更衣室去见蒂娜。大约一年后,我设计的第一张唱片封面就是艾克与蒂娜的“这份厚礼”。

我还和蒂娜保持着联系。我在80年代一直为她拍照。她是独一无二的,最具独创性的音乐家之一,在我的女摇滚歌手名单中名列榜首。

 

盖伊·韦伯斯特:爸爸妈妈乐队,1966


Rock photography: Mamas Papas

摄影:盖伊·韦伯斯特


即使称不上第一个,我也算的上是早期的摇滚摄影师之一。我拍摄过滚石乐队飞鸟乐队普洛柯·哈伦大门乐队,他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惜却不知到该怎么善加利用。当时海滩男孩乐队是我的朋友,我看着他们买了一辆法拉利然后当天就撞坏了。

我从一开就和爸爸妈妈乐队共事,但是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闹起了摩擦。气氛颇为紧张-在性和生意上面。事实是怀特·丹尼是一名伟大的歌手而卡斯有着明亮的高胸声,但是赚钱的却是约翰和米歇尔·菲利普,因为他们握有版权。这就是贝尔艾尔豪宅里面发生的一切。

米歇尔和丹尼也有一腿。米歇尔已经和一个老头结了婚,不过她年轻又漂亮,其他乐队的小伙总是会迷上她。这是自由恋爱的时代。她可以从丹尼那儿享受到一些乐趣。

那天我把大家伙儿聚到一块儿,表面上看他们似乎还处得来。但是天色已晚-也许是下午6点-我担心光线可能会不足。我让他们跳进池子里,在约翰的帽子上捅了个洞,然后拍了这张照片。你拍摄摇滚乐的时候,总是不能拖得太久,他们的注意力持续的很短。对我来说,这张照片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爱,归属感,享乐。

 

安东·科宾:U2,1986


Rock photography: U2

摄影:安东·科宾


我曾和U2共事了4年,我们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他们的新专辑暂定名是“两个美国人”和“沙漠之歌”,于是我到加州去找沙漠。拍摄对象包括死亡谷里拍过的那棵约书亚之树,封面则是在扎布里斯基角拍的。那棵树的名字来自于圣经上的约书亚。我向波诺提出了这个建议,于是第二天早上他拿着一本圣经回来说我们得去找这棵树。

70年代末我从荷兰来到英国,开始为NME工作。有趣的是与我合作最多的两个团体-赶时髦乐队和U2乐队-一开始我并不是他们的歌迷。五年来我不太看得上赶时髦乐队,因为觉得他们太老派了。而U2,当时他们正在一条停泊在密西西比河中的船上演出,我想,“好吧,我听几首歌,好歹证明自己来过了就走吧。”我没发觉船已经开走了,我不得不呆在那儿看演出。我喜欢上了这些家伙,和他们走完了全程,并且拍了更多的照片。这就是我们的友谊的开始。

当专辑约书亚之树发布并引起轰动之后,我却对此感到非常疏离。我看着排行榜,它看起来并不象是我在自己的暗室里印出来的那张小照片,它已经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

当U2名声日盛之时,为他们拍照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约书亚之树得在沙漠里走三天才能到。现在已经无法想象U2会再干这种事了。他们的上一张专辑只给了我两个小时,当时天儿还不好。

即使是28年后,我仍想为U2拍一张不同的照片。如果我拍不下去了,我就会到荷兰去,抽点大麻,再带着新的灵感回来。

让穷人振作起来的设计

作者:Iwan Baan

来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原文:Designed to Help Uplift the Poor

 

迈克尔·马尔岑的近作是雕刻公寓,它坐落在一座旧仓库和洛杉矶10号高速路的高架桥之间

 

和几乎其他所有在近年来的镀金时代中名声鹊起的建筑师一样,迈克尔·马尔岑凭借来自尊贵的博物馆和奢华私宅的委托逐渐赢得了声望。2002年,他为临时的皇后区现代艺术博物馆所做的优美的设计受到了全国的关注。他的新近作品包括在圣加百利山麓为艺术家拉里·皮特曼和罗伊·道威尔设计的一座飞碟形房屋,以及一座远为更加宏大的,28000平方英尺的贝弗利山豪宅-一部分是画廊,一部分是住家-它是为投资人和前好莱坞超级经纪人迈克尔·奥维茨建造的。


但是马尔岑可能也是唯一一位在另一方面成就同样出色的建筑师,他在这个远不是那么有魅力的领域中拥有重要的经验:为城市里的穷人提供庇护所和其他临时住宅。在过去16年间,他曾致力于数个无家可归者的住宅项目,并为底层弱势群体的孩子们设计了一座艺术综合中心,它们都以建筑上的精妙绝伦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著称于世。


马尔岑在圣加百利山麓为艺术家拉里·皮特曼和罗伊·道威尔设计的一座飞碟形房屋

 

他最新的建筑作品是雕刻公寓,这座鼓形的住宅综合楼,在长期无家可归者们的两种基础的,而又时常相互冲突的需求之间,求得了一种巧妙而复杂的平衡,既有一种受到保护的感觉,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能像平常人一样和别人来往。他的下一个项目,一座优雅的预制组件综合建筑仍处于设计阶段,它将使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种方式的精妙之处。全部这些设计一举击破了那种传统概念,他们以为当代建筑无非就是一种财富或者高层次文化的放纵。


马尔岑是无意间担当起社会觉醒建筑师的角色的。1988年他来到了洛杉矶,很快开始为弗兰克·盖里工作,那时候的青年建筑师都在力求突破萎靡的后现代主义,他们仍将盖里作为狂热崇拜的偶像。1993年,在进行迪斯尼音乐厅设计的前期工作时,商人欧文·积家和艺术家鲍勃·贝茨来找马尔岑,他们想在贫民窟边缘一块遍地垃圾的地块上建造一座内城艺术中心,这是一个业余项目。


这个项目是马尔岑首次独立担纲的委托。一组工作室空间紧紧环绕着有风景的庭院,他那刻纹装饰的灰泥拉毛建筑和天然的内饰令人想起阿尔瓦罗·西扎热情奔放的建筑形式以及盖里作品中的雕塑成分,暗示出这位年轻的建筑师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


它同时显示出设计者对在那里教学和工作的人们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敏感。阳光挤进巨大的天窗和与小孩视线平齐的窗户,把大小合宜的花园和工作室弄的生气勃勃,使这些空间充满了低档建筑中少有的暖意。


这引起了贫民区房屋信托的关注,该机构致力于为闹市区无家可归人口中最脆弱的成员提供永久性的居所-这些人处于各种不良状况中,诸如毒瘾,精神疾病,身体残疾,多年漂泊于收容所内外。


马尔岑为该信托机构设计的第一幢建筑是彩虹公寓综合楼,这里四周都是贫民窟杂乱无章的宿营地。为了收容附近悲苦的租客,马尔岑将建筑的87间公寓朝向一个阶梯观礼台和一个室外庭院,通过共享的屋顶天台,租客们可以眺望到几个街区之外的商业区中那些熠熠闪光的塔楼,这个邻近地区有时候看起来就像一座遥不可及的繁荣与宁静的绿洲。该项目完工于2006年,与大多数典型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中那种令人万念俱灰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得这里的许多租客都不用再受那些罪了。



“那些乘着收容所大巴辗转于其间的人们相对来说就是一些无名氏,”住房信托主管麦克·Alvidrez说。“在老一套的单间居室中,无论外部还是互相之间你都被封锁住了。彩虹公寓在这些互相不认识的人们中间大量营造了全面的互动。”


“你永远也无法预料这些活动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产生,”他接着说。比如说,厨房是对着庭院敞开的,这促进了室外的聚会,在庭院里栽花种草的人大量增加,组成了一个园林俱乐部;社区活动室办起了瑜珈课程和其他活动。现在整幢大厦里活动着15-20个俱乐部。


到Alvidrez雇请马尔岑设计雕刻公寓时,这幢建筑就在一英里外的拐角处,拥有97个单元,这个组织在建筑上的抱负已经大幅度的成长起来。


“彩虹公寓引发了许多创意想法,”Alvidrez说。“我们开始了解到设计如何帮助人们稳定在一个社区中。对我们来说建筑也是康复手段的一部分。”


雕刻公寓意欲服务的人群与彩虹公寓一样,但是新建筑的背景环境提出了不同的挑战。它处于附近一座年久失修的仓库和大片空地中间,10号高速公路的高架桥紧贴着它伸向南方。最近的一个工作日的上午,这块地上唯一的生命迹象是一个无家可归者默默的将鞋子放在安置于高速路坡道下的帐篷外面。


第一眼看上去这座建筑似乎与环境保持着某种疏离。其简洁的白色圆柱外观被一系列锯齿形的垂直脊状突起打破了。设计了一组狭窄的水平与垂直窗户以隔绝噪声和排放的尾气,构成了它略具防御性的风味。


我们第一次参观该工地时马尔岑向我们解释说:“人们在露宿街头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周围搭起围墙,以营造某些安全感。我们需要先提供这些围墙,然后再开始把它从后面打开。”


在这些围墙上,他表现出与其设计的巨富豪宅具有同样水准的建筑智慧。比如,这座建筑弧形的外观,对应着高速路坡道的弧线,因此当你靠近环绕着这里的两条大街之一时,这些曲线似乎交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加速度的感觉,将你引导到建筑的前面。当你到达大门口时,这种势头慢了下来,景象变得越来越平和。多面体的混凝土结构大堂向人行道外面突出着,似乎在邀请你进入。


 

在你走向建筑的中心庭院时,这种期盼再次被营造出来,一座壮丽的阶梯占据着这个梦幻般的圆柱空间。一圈金属片鳍状物爬满了这个空间的高处,强调了其垂直的驱动力,你的视线自然而然的追随着它们跨过几排挑台,遥望着一轮完美的加州晴空。


这种压缩的感觉令人想起苏联先锋建筑师1920年代创造的“社会容器”,他们曾将公共空间设计作为一种破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手段。但是这个庭院与其说是乌托邦主义,不如说对心理治疗的作用更大。它是一座内心的圣堂,意欲培植一种安全感-然而又并非是千人一面的。


为了避免这种感觉变得过于令人窒息,马尔岑对建筑的其他部分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处理,与外面的世界创造出意外的视觉联系。比如,公共厨房里的柜台沿着一条凹槽排成一线,贯穿整个第一层,一头指向高速路的中下部,另一头回到贫民区,框出一块块不同的景色。


这些景色中最出乎意料的是第三层的洗衣房和社区活动室。作为这个建筑的内部核心,这个房间从一个长长的水平窗口俯瞰着一段高速路高架桥。窗户使用了隔音玻璃,即使是正午,噪音也被降低成一种温和的嗡嗡声。但是这里距离高峰时间的过往车辆非常近,那时候车流几乎不动,住客和司机可以直接互相长时间的四目对视。而到了深夜,高速路上几乎空荡荡的,车辆带着梦幻般的节奏流淌而过。


那时一个兴味盎然,乃至诗情画意的时刻,它捕捉到了洛杉矶富于冒险孤注一掷的本质:自由与机遇的承诺表现为这些高速路,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承诺原来也不过是一场梦。


但是马尔岑的建筑体验同样提供其他的方式来认识这座城市。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许多建筑师深切的相信,他们的艺术创作有着改变世界的力量。大量生产的年代将营造出充满光明的环境,将污秽的城市贫民窟扫除殆尽。一种传统上服务于贵族精英的职业将使人民群众昂首挺胸的站立起来。


当然,早在数十年前,这种梦想就已经坍塌了,腐败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天赋的平庸,以及其自身意识形态的僵化造就了这个牺牲品。在最后的日子里,它降格成了一种使平凡的住宅大楼和办公塔楼失去人性的公式。一代建筑师从未能从这种创伤中会恢复过来。


马尔岑的下一个项目,星星公寓的渲染图,目前尚在设计阶段。

 

和其他后现代时期成长起来的人一样,马尔岑并没有在这段历史中直接投入精力。对提出新的意识形态原则他也不感兴趣。他对进步的想法是增量的-那种可以通过认真观察日常生活加以检验的。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一种节奏,来诠释人生状况中经常冲突的种种需求。


雕刻公寓正是这个任务的下一阶段。这座建筑不仅设法提供一种安全感,同时意欲舒缓那种不断折磨着无家可归者的,与世隔绝的断裂感。借助其有力的建筑形式,凸显出我们社会中许多人时常想要忽视掉的这个人群。

英国也有书法家

作者:Jon Henley

来自:卫报(The Guardian)

原文:The art of calligraphy

从羽毛笔和墨水到数字技术,乔恩·亨里从现代书法的精艺中得到了启示。

 

Master calligrapher Paul Antonio

书法大师保罗·安东尼奥在伦敦克拉彭的工作室中提笔挥毫。摄影:格雷厄姆·特纳/卫报

 

曾几何时,只要受过点正当教育的人都能写一笔看得过去的字。第一个打击来自打字机。然后,出于感觉难度太大,学校不再教授传统的草书。而现在,计算机,打印机,电子邮件和短信已经使得书法这档子事变得可有可无。没人再会去正儿八经的用手写点啥了。


而看到保罗·安东尼奥(paulantonioscribe.com)仍在挥毫作书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他的书法也就算看得过去吧。他会告诉你,在他自己备制的牛犊皮纸上,用自己切割的鹅毛笔蘸上自制的鞣酸铁墨水,写下一段16世纪的手稿,堪称是一种“近乎于宗教的体验”,结果你信了他的话:看着他在信封上用圆珠笔写下收信人的名字真是令人感动啊。


安东尼奥,35岁,出生于特立尼达,小时候就对字母感到痴迷。1998年他来到了英国,专门研究字体的历史,以及书法,花饰体手稿和纹章绘制,现在,在南伦敦克拉彭的工作室里,他为个人和商业客户提供服务(爱丝普蕾饰品是他的一大拥趸)并且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和大不列颠博物馆开展不定期的讲座活动。


现代书法作品包括纪念文稿,花押,证书,题词,钟爱的诗篇,影视中的文件,花饰字体。而各种请柬-结婚,宴会,公司活动-则是安东尼奥的商务储备。


他按字数和文稿类型收费(在他提供的一系列作品中,有些要比其他的更花时间),他可以单独书写每一封请帖,也可以只写一封然后通过高分辨率扫描打印其余。他说,书法艺术已经发展的很成熟了,基于现代的技术:毛笔和芦苇笔在粗糙不平的莎草纸上可以得到完美的发挥,但是如果采用更光滑的牛皮纸和羊皮纸,就得选择鹅毛笔了。现今21世纪的数字技术也能派上用场。


客户的选择并不是没有限制的。比如,各种形式的哥特字体文稿(法文中法国哥特体,意大利文中的穹庐体[Rotunda],德文中的哥特字体[Fraktur])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难阅读。此外,书法依赖于笔尖,墨水,纸张之间微妙而脆弱的魔力:不是所有的墨水都能配和任意一种笔尖,而且它们在某些纸张上发挥的比在其他纸上要好。现在手工书写的人很少,因此便于书写的纸张也成了稀罕物。


如安东尼奥所说,有的客户要求在深色纸上用浅色墨水书写,“这相当困难。增加色素的密度可以使墨迹清晰,但是太浓的话就没法用了。”虽然如此,对大多数基本的现代“快速文稿”,通常是写信封,他还是用一支从商店买的了无新意的圆珠笔。


更加正式的历史文稿,比如铜版体或者斯宾塞体,他会使用-方头笔尖或者羽毛笔,或者尖头笔。安东尼奥的方头威廉姆米切尔笔尖包括从最细的6号直到1号,取决于它们在握笔的角度下线条的粗细。


一支鹅毛,天鹅毛,或者火鸡羽毛笔制作方式基本相同:切割四五刀形成肩部和笔锋,再将笔尖做成方头或者尖头,最终完成叉齿。安东尼奥相信,有机羽毛笔贮墨的方式与金属笔尖不同,在适合的表面上,“羽毛笔仍然是迄今我们所创造的最优异的书写工具”。


为追求更现代,活泼,有创造性的书法(“我的狂野书法”),安东尼奥转而使用毛笔或者一支可调节的直线笔(通常供制图师画直线时使用)。娴熟的运用之下,这些工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泼墨效果。


书法是一门精微的技艺,需要具备历史知识,高度成熟的美感和灵巧的运笔-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尽管爱好者甚众,现今在英国可能只有50名全职专业书法家。

 

与恋爱中的米开朗基罗亲密邂逅

作者:Jonathan Jones

来自:卫报(guardian.co.uk)

原文:Michelangelo's drawings at the Courtauld gallery are intimate encounter with an artist in love


米开朗基罗的素描正在考陶尔德画廊展出。在其中一个房间里,这次轰动一时的展览展出了从米开朗基罗手中幸存下来的最伟大的素描作品。


the Risen Christ

精彩绝伦...米开朗基罗的基督复活(公元1532年),在考陶尔德画廊展出。摄影:皇家收藏


考陶尔德画廊,这个阴郁的学院派居然敢于介入欧文·斯通那本米开朗基罗畅销小说中都从未触及的领域。“痛苦与狂喜”。几个世纪以来和谐一切的绿坝娘被推倒了,这个萝莉-在这2010年-仍然让米开朗基罗的油画“最后的审判”中的裸体大叔圣徒们穿着傲娇的小裤裤当伪娘。考陶尔德把米开朗基罗谈恋爱时候的毛片给了我们,从中倾诉而出的是他在艺术中的灵魂,并诗化的将其奉献给了一位美少年,这位少年的美貌结晶出了他创作中的内在渴望,看看米开朗基罗青少年时代雕刻的杰作“半人马之战”,那男摔跤手一般躁动不安的躯体看起来就像活的一样。


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次轰动性的展览。这是迄今英国画廊上演的一次与米开朗基罗最亲密的邂逅,尽管你是来八卦的,却将会流连在艺术中,因为这儿的一间展厅里有从其手中幸存下来的,最伟大的素描作品。米开朗基罗留下的大多数草图不过尔尔,尽管依据这些草图完成的雕塑,绘画和建筑使去意大利玩的游客们惊叹不已: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张素描是其本身就可以作为独立的艺术作品来欣赏的,其中大多数都是他画出来作为爱的献礼送给托马索·德·卡瓦列里的。现在这些画被集中于此,放飞你插上双翼的思绪吧,在这种陌生而愉悦的气氛中起起伏伏,就和米开朗基罗向托马索表白自己的激情时所说的一样,这就是他“纯真的渴望”。


米开朗基罗的挚爱就在这里等你,在一幅画中,傲慢的辉腾试图驾驭太阳神的马车,结果从天空上摔了下来,米开朗基罗在画上潦草的写下了一封短笺,口气令人惊异的卑微:“我的主人托马索,如果这张画您不满意,请尽管说...”这一定是一种完全无法抵抗的爱情,才使拒绝服从教皇命令的米开朗基罗如此降格的卑躬屈膝。而且在这幅画中:用黑炭笔精致塑造的马匹正从梦魇的漩涡中落下,完全被悲伤禁锢在原地的忏悔者们扭曲着身子。旁边是已经完成的同一题材的油画,据推测是在听从了托马索的意见才画好的,画面上出现了高居天庭的朱庇特,一道闪电正从雄鹰的身后划过。鹰的形象一直反复出现,就像弗洛伊德在关于性的梦中所描述得那样。米开朗基罗最露骨的表现是根据托马索的形象绘制的古典神话加尼美德,美少年被好色的朱庇特掠走,朱庇特为了完成这次捕捉特意化身成雄鹰;想象一下你就是一位年轻的骑士,从这位著名的年长爱慕者那儿得到了这份馈赠。


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空气中充满了爱情,米开朗基罗的绘画堪与异性恋享乐主义大师提香的作品分庭抗礼:他精彩的红粉笔画“酒神”可以对应提香的“孩子们的酒神”。但是米开朗基罗为骑士画的素描,则要比文艺复兴时期其他任何戏谑的罗马神话都更为私秘,更具忏悔意味,在考陶尔德精美的收藏品“梦想”这幅画中,米开朗基罗将所有存在概括为肉体的抗争和灵魂的向往,当你审视着它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艺术家中最勇敢最人性化的伟大爱情。

系列访谈:安娜·福克斯最好的照片

作者:Andrew Pulver采写

来自:卫报(guardian.co.uk)

原文:Photographer Anna Fox's best shot


“离奇的-却又迷人的”...2006年汉普郡婴儿车赛跑,摄影:安娜·福克斯


我喜欢拍摄乡村生活。我把精力集中在它富于表现性的那一面上-社戏,婴儿车赛跑-借助于此将表演融入了生活本身之中,换句话说,一个住在乡下的人是怎样过日子的?我被这两个姑娘深深地打动了。那是2006年的时候,她们正参加一个汉普郡村庄举办的婴儿车赛跑,每个人都打扮起来并参加赛跑,一个人推车,一个人坐车。


至今为止我已经拍了30年的照片,对自己所寻觅的东西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蓝色的天空固然很重要。实际上我还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戴着蓝色丝光假发的,一张没戴的。她们一摘下假发,我才发觉当时有多怪异:那张面具就象真的是她们的脸,因为看起来都很协调。


我之所以会拍这张照片-作为系列摄影回到乡村的一部分,我从1999年开始拍这个系列-是因为本杰明·斯通-他的那些在保存在伯明翰中心图书馆档案中的照片。这些在世纪之交拍摄的,离奇的乡村习俗黑白照片,通常都是非常直接了当的肖像摄影,对象是些打扮怪异之人。有趣的是他们完全不受时间的影响。当人们穿着打扮好之后,你很难去判别拍照是什么时候拍的。感觉相当离奇-却又令人着迷。


我是在一个小村庄长大的,现在也还住在一个村庄里。这些人是我最最感兴趣的了。这并不是简单的想要在它们消失之前将其记录下来。我想要对日常生活发表意见。就这一点还有好多东西可说,而像“弓箭手”这样的电视节目里也并没有说到。我把这种戴着面具的表演当成是一个隐喻:在表面之下,事情要更具悬念一些。


安娜·福克斯参加了摄影师画廊举办的2010德意志证交所摄影奖展览,伦敦W1,将于4月17日结束,详情:08452621618

 

出生:1961年,汉普郡奥尔顿

学习:萨里学院,法纳姆

影响:黛安·阿巴斯,保罗·格雷厄姆

兴奋时刻:现在。好事络绎不绝而来:出画册,联展,德意志证交所摄影奖提名

梦想中的项目:拍摄博格诺里吉斯的巴特林斯。那儿太完美了,完全自成一体。

自鸣得意的连鬓胡子:画廊里的坏小子们

作者:ROBERTA SMITH

来自:纽约时报

原文:Swagger and Sideburns: Bad Boys in Galleries


鉴于一批由男性艺术家创作的,飞扬跋扈且桀骜不驯,通常个头还很大的作品正统治着画廊空间,纽约艺术舞台似乎俨然已经到了坏小子周。也许你会不禁反问,不是每周都是如此吗?不过总有那么几个家伙坏的比别人更明显。


很难确切的说什么样的艺术家才能具备“坏小子”的身份。是某种公开的狂妄自大和有目共睹的显摆?游戏红尘的自我放纵和一种陶醉于极端混乱的倾向?嗜好超大个儿,而且样子邪恶的东西,造型上等同于连鬓胡子?当然,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还有待你在这些展览中详加审视,这里我们将例示出坏小子的不同阶段:初学者(还有浪子回头的余地),登峰造极者,以及迟暮者。其他的坏小子们则表现出一种变调,乃至有获得救赎的迹象。他们承袭了那种体量却没有那种男子气概,他们添加了通过模仿加以嘲笑的弦外之音,或者忧伤哀婉的潜流,也许他们在练习克制,开始小心的探查,接触,甚至堂而皇之的谈论起成熟来了。

 

 

达明安·赫斯特


让我们从无悔的迟暮人物谈起。达明安·赫斯特为坏小子造好了最新的模子-为苍蝇,腐肉,泡在甲醛里的鲨鱼打开了艺术的大门-然后他从中逃脱变成了一名餐馆老板,一名专卖自己作品的画商,一名钻石镶嵌骷髅的制作者。起初他为人还算智慧,或者至少予以包容性的鼓励。现在可没这么好了。似乎赫斯特先生已经看到了那束将引导他上天堂的光线,甚至还看出它是金色的,于是他要当着我们的面草泥马,以免我们会觉得自己并不贪婪。


 

上城葛高森画廊(麦迪逊大道980号)正举行他最新的展览,数千颗人造钻石,每颗的切割或者大小都不同,在展柜中一个狭窄的金架子上整齐的排好,放着微光。(据小道消息开价1千万美元)一个牛头。包金的两角之间有个巨大的实心金盘,它占据着一个四边包金的福尔马林罐子。油腻的照相写实主义油画画的是一颗巨大的钻石-由赫斯特工作室制作-镶着金框在墙上挂成一排(就象弗朗西斯·培根的画),在黑暗中熠熠放光。如果说这不是罪恶之城索多玛,那就一定是被耶稣毁灭的俄摩拉。


 

两层楼之下,是几组点彩绘画,展柜里充斥着各种药物,蝶翼展开的圆盘(从远处来起来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玻璃镶嵌画,但是近看就粗糙了许多),这里作品企图概括赫斯特的过去,不过实际上它们大多是近作,显示出这位艺术家就算不是超导磁悬浮的,也肯定装上了自动驾驶仪。可能这就是坏小子的地狱:用这些价格昂贵,自相矛盾的艺术品由着性的撒泼打滚一番吧,反正这里没人能听得见你的呐喊。这个展览似乎名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Gelitin


Gelitin团体由澳大利亚艺术家沃尔夫冈·甘特纳,阿里·詹卡,弗洛里·瑞特和托拜厄斯·乌尔班组成,他们似乎从来不缺傲慢的,坏小子式的作品。2005年他们在利奥凯尼格画廊举行了展览“等同于”,花了一周时间把各种艺术素材藏在一个小拖车那么大的隔间里,他们复制了公众提交的任何物品,只要你能塞进他们那个大概牛奶箱尺寸的收件箱。结果各种东西都被带来塞到里面,并在到期后归还,留下了即兴制作的副本巧妙地加以解构。


他们最新的展览“盲雕塑”据宣传说是“由Gelitin在友人的一点帮助下进行的即兴艺术,”,这是对混沌中的创造力进行的另一次试验。在格林·纳夫塔利画廊(切尔西第26大街西508号),从开幕当晚开始,每一位Gelitin成员共花费了不止的一周时间蒙着双眼制作了雕塑性装置作品,并每天邀请一位不同的艺术家进行“客串协助”。


 

可供选用的材料包括绳索,织物,石膏,颜料,木头,日常用品和纸板箱。观众可以在临时座位上观看,尽管看得我浑身直发痒。它们显得肮脏,让人筋疲力尽,并略带侵犯性,艺术家们穿着高跟鞋和紧身的鸡尾酒会短裙,内衣自便。如果他们希望这种装束-以及部分助手是女性这一缘由-能够缓和坏小子的形象。可没有那么幸运。


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临时座位也不见了。遗留下来的这个七拼八凑,看着象转移性肿瘤的作品倒还比料想的要好些,至少是那些不需要支撑的部分。意外的是它们看起来很熟悉。最好的部分就象是精巧的重新结合了罗森伯格,弗兰兹·韦斯特,雷切尔·哈里森和杰西卡·Stockholder的作品。不过下次Gelitin还是睁眼看着做吧,而我们倒是不看也罢。

 

 

斯特灵·鲁宾


像Gelitin一样,无稽天才的年轻艺术家斯特灵·鲁宾还有许多成为坏小子的机会。他用指甲油绘画,向粗糙的陶土雕塑上泼釉,搭造并破坏防火板底座来嘲弄极简主义,创作韦小宝式的看起来有毒的罗斯科作品,在黑色上使用荧光喷漆绘制。上一季他在纽约长期使用的画廊Foxy Production中展出了“手淫者”,一组环绕着的9个视频,每个图像都显示着一位专业男色情演员裸体站在摄像机前面忙着手淫(并非每次都会成功)。这就是坏小子的化身。


两年前在高调的画廊Metro Pictures举办过展览的鲁宾现在又回来了,而且是在更著名的PaceWildenstein画廊(切尔西第22大街西545号),但是这次的两件大型作品却突然转向类似哥特的场景。“两个陷阱” 中展示的这些危险的,无病呻吟的现成品雕塑令人失望,它们仅仅说明了多大地方以及多少钱的预算能让坏小子原形毕露。


 

“公共汽车”以前是一辆监狱巴士,已经被转用作音响系统的流动展室,鲁宾在黑色的车身喷上了荧光笔触,在它的展示的音箱上镀铬,并将内部剩下的部分分割成一个个笼子。如果能找到燃料的话,疯狂的麦克斯也许会开这么个玩意。


 

同样巨大的是“猪圈”,一个海运集装箱大小的装置作品,它是一个用城市住家的栅栏防盗门制作的笼子。同样用花里胡哨的荧光喷漆加以强调,它令人联想起幽居,妄想症和工业衰退。也可以被认为是一座三维绘画,只不过那些模糊的层次都是用金属做的。鲁宾的作品总是擦着坏小子的边来的,但是这次,在其作品中具说服力的部分中,坏小的比率却不怎么高。

 

班克斯·维奥莱特


班克斯·维奥莱特在格莱斯顿画廊(切尔西第21大街西530号)举行的展览感觉象是以前的坏小子洗心革面了。自从他在世纪初的艺术创作中投身哥特派之后-这些奇怪的装置作品令人感觉不功不过,使用了高光的黑色玻璃纤维,铸盐和北欧重金属音轨-尽管仍徒具虚名,维奥莱特似乎从视野中慢慢消失了。他的低调也许是摆脱旧声望的好办法,但是创作不出更好的作品具有同样的效果。


 

格莱斯顿的这次展览的核心是迄今为止他最好的那件作品:一个使用白荧光灯制造的,巨大阴郁的吊灯,名为“王座(一而再再而三的)”。它吊在靠近地面的地方,更像是一间骨头小屋或者一个巨大的风铃,除开凛冽的光线。它的黑色配线散开就像藤蔓遍布地面,并延伸向一个大搬运箱里的一堆插线板,就是摇滚乐队用的那种。


对面是“黑视/黑洞(以及之间的所有东西)/致DS 7.13.09”。(这件作品是献给去年六月吸毒过量而死的艺术家Dash Snow的)其黑色玻璃纤维上巨大的皱褶,或是崩坏的表面反射着吊灯的光线。这两件作品都用金属脚手架抬高了;它们令人想起抽象的岩层断面,坍塌的广告牌,摇滚乐舞台布景。说实话,我觉得那块闪亮的黑色幕布要是能收起来就好了,就像舞台布景板一样升高到格莱斯顿上空的塔台上。正如那个吊灯所表明的,对鲁宾来说,更多的动手制作也许是个不错的方向。

 

莱昂纳多·德鲁


如果说维奥莱特的作品已经从一点温和中获益,那么在斯克马詹金斯及合伙人画廊(切尔西第22大街530号)展出的莱昂纳多·德鲁的作品则变得更为强韧了。过去德鲁创作过许多生锈容器堆积在一起,其中还充满像纸一样的碎屑,有墙壁大小,他的作品曾经一直是相当雅致的。但接下来的就更加恶劣了。


 

这次展览的绝活是“编号134”,阴森的嶙峋的大量木头包括几种形式-四方的,柱状的,棍状的,片状鼓起的,树枝和树干状的-所有都被涂成黑色,而且许多东西像武器一样伸出来或者自然喷发出来。这件作品马上令人感觉是一个障碍物,抑制着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或者它就是这种力量本身,像一个巨浪般吞没了你的大脑。德鲁似乎倾心于黑色,从而与路易丝·内维尔森划分开来,人们经常把他们相提并论,制造出一场完美风暴。其他作品中显然存在像内维尔森一样的秩序感,展现出德鲁全面的创作能力。


 

但是“编号134”中暴力的样貌依然统治着大批的信徒,其一是一件15乘60码的胶合板坡状地带-坑洼的,碎裂的,看似烧坏了这儿,剐毛了那儿,其他地方也都出乎意料的娇嫩。就象有一场自其上而来的无尽灾难。这些作品中的活力比我们任何人都大,它超出了人的控制能力,德鲁谦恭的对待它们。尽管他还没有完全不顾危险,却已经使得其作品更为强劲有力了。

 

 

安纳祖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现在活动在尼日利亚的加纳艺术家安纳祖也许应该算是一个好人。毕竟66岁的他肯定有点超过年龄限制了。他使用酒瓶盖和瓶颈包装纸上废弃的箔片制作的熠熠闪光的挂毯有一种中性的高贵,令人感觉像是坏小子主义的一剂解药。但是这些作品-最新的已达35码长,并辉煌的展示在Shainman画廊(切尔西第20大街513号)-有着它们本身自鸣得意的微妙形式,似乎安纳祖正在向晚辈们展示另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


 

这些作品显得无忧无虑,对西方标准所区别的高与低,艺术与工艺漠不关心,它们含蓄的颠覆立场被其庞大的数量和规模加强了。它们华美的图案是通过简单的将箔片折叠成不同的形状形成的,并且混和,或者说协调着图案中的银色,金色,黑色,黄色,红色,而且似乎未经设计的随意增添。看起来更像修补而非制作,作品令人联想起蕾丝边或者锁子甲;被子或者兽皮;服装或者马赛克,更不用说许多文化中那种贵重的礼服了。它们或挂或叠,艳丽如雕塑般的展示着,但其实有一种富于魅力的虚张声势。凑近看时,酒名就会成为关注的焦点-第一夫人白兰地,老人精装威士忌,几种潘趣酒,一种蛋奶酒型的混合酒-营造出狂欢,过激和冒险行为的气氛。

 

凯斯·哈林


1980年代大西洋两岸的男孩子们无疑是不会缺少真诚的绝望的,但是凯斯·哈林(1958-1990)背离了规范,成为了某种近乎道德高尚之人。一直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地铁涂鸦并未造成长期的破坏:他是用白粉笔画在未出租广告牌的黑纸上的。甚至更为独特的是,哈林有无偿绘制大型公共壁画的习惯。在一生中他完成了16幅这样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医院和儿童中心,包括70码长的“圣帕特里克日托中心壁画”,它在旧金山的一座建筑中。始于1985年,该中心失去租约后于2006年被拆除,本周六开始将在戴齐项目画廊中一个巨大的全白色空间展出(SoHo,伍斯特大街18号),然后再次展出是从2月23日到27日。这幅作品看起来仍非常出色。


 

这幅壁画是用丙烯画在木头上的,包含一系列可爱的卡通人物角色和动物,它们来自哈林童年绘画的灵感,在这副画的结束处还有自画像。画的形式是环绕的,有活力而少侵略性,较之平凡又显古怪,似乎哈林正在软化他的风格,为更年轻的观众召唤出更年轻的自己。使这一切变得更加有趣的是,很明显他正处于创作能力的鼎盛时期,能完全自信而轻松的投入创作。这幅壁画堪称是一种精湛的书法技艺,表现出这个坏小子已经成了顿悟的禅宗大师。

2010斯德哥尔摩家具展

来自:dezeen

原文:Stockholm 2010

 

Form Us With Love为Voice设计的Swell(鼓包)

斯德哥尔摩2010:瑞典设计师团体Form Us With Love(来自我们的爱)上星期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作品展,他们展示了一张放置在金属框架中的豆袋休闲椅。

这件作品名为Swell,这张扶手椅是为瑞典设计品牌Voice设计的。

“如果你坐在传统的豆袋休闲椅里,想要爬出来的时候可能还真得费点力气,”设计者说。“你可能会骨碌到地板上,形象全完了。因此这把椅子可以供你穿着西装的时候在酒店大堂里面坐,或许也可以在你的起居室里派上用场。”

设计师还设计了一系列与之相配的桌子(上图)

这次展览名为Form Us With Friends(来自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建筑工地举行,展出了该工作室为4个客户设计的最新作品。

更多Us With Love的信息:

工作台灯(2009年2月)

斯德哥尔摩2008建设性展览(2008年2月)

Bendable Interior Objects (August 2007)可弯曲的内部物件(2007年8月)

以下是来自Form Us With Love的进一步说明

从旧生产线上打造出的新型休闲椅

2009年夏天造访Voice的时候,常务董事Sonnie Byrling带着我们参观了他们的设备。快到一条豆袋生产线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这条曾经每分钟都在嘁哩喀喳作袋子的生产线已经停止了运转。潮流的变化和便宜的山寨货严重的遏制了这种产品的发展。设计简报的要求非常明确-设计一样家具让这台机器能再次运转起来。FUWL着手设计一种面向新目标消费群体的新产品。使人们摆脱对豆袋这一概念的童年阴影。我们决定制造相对高端一些的产品-更倾向于在起居室或者酒店大堂使用的一张休闲椅,同时又不失生产工序的合理性。

休闲桌是后来设计出来和椅子配套的,同时也可以完全独立的摆放和发挥其功用,在2010年我们还将推出更多的相关产品

尽管FUWL这个项目的出发点是豆袋,但是很快我们就认识到Voice的愿景和品牌孕育着更大的潜力。现有的产品组合堪称品质上乘,但是缺乏那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凸显Voice并占据一席之地的产品和配件。新的豆袋产品将作为出发点开启一系列设计大胆的新产品。

来自斯德哥尔摩的Form Us With Love1是一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设计工作室。该工作室是在2005年由Jonas Pettersson,John Löfgren,Petrus Palmér三人组创建的,他们的目标是以革新性的设计首创精神挑战传统惯例。

FUWL与合作伙伴公司一起参与研发生产日常用品,家具,灯具。

 

“妈妈的样子”,Anna Kraitz设计

斯德哥尔摩2010:瑞典设计师Anna KraitzKallemo家具公司设计的沙发本周在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中展出,这张沙发的靠背上系着一条皮带。

名为“妈妈的样子”的沙发“身上”系着设计师自己的腰带,整个作品探寻了Kraitz和她的小女儿之间的关系。

以下是来自Anna Kraits的进一步说明:

“妈妈的样子”

沙发背上的腰带实际上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条,因此-借助于这条腰带-沙发变成了我自己的延伸部分。我喜欢在产品上使用配件的主意-并不局限于服装上欧。

以前我制作了一系列瓷器花瓶(名为“早起鸟”),上面画的是我和女儿的早间时光,这个沙发某种程度上是那个项目的延续。沙发腿的形状取材自一种灯笼裤。

 

Shane Schneck为Hay设计的RU Chair

斯德哥尔摩2010:在本周的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本地设计师Shane Schneck展示了一种椅子,它可以借助其悬臂式椅面挂在桌子的边缘上。

作品名为“RU”,为丹麦品牌Hay设计,使用交叉层压木材制作

椅子的两条主腿在底部分叉出4只脚,意味着它们可以堆叠在一起或者借助椅面悬挂在桌边上。

 

以下说明来自Shane Schneck:

这把木椅是受Patricia Urquiola邀请为意大利国际椅子展设计的。其椅面的强度源于所使用的交叉层压材料。这种工艺可以实现悬臂式的椅面并保持强壮的结构

一系列层压的“桥式结构”组成了这种形式。这张椅子还可以堆叠,比通常的椅子少了两条腿,可以将它们悬挂在桌子上以便做清洁。

 

“最珍爱的东西”,Chen Karlsson设计

斯德哥尔摩2010:本周斯德哥尔摩家具展Chen Karlsson展示了一只吊灯,可以在光源下面的透明罐中展示自己珍爱的物件。

产品名为“最珍爱的东西”,这个设计意在凸显这些物件对主人的重要意义,可以通过塑料灯罩一侧的开口来存取这些物品。

摄影:Jannis Politidis.

以下信息来自Chen Karlsson:

在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的联合设计公司Chen Karlsson展示了“最珍爱的东西”-这个吊灯使你可以展示自己喜欢的故事和物品。“做珍爱的东西”-可以用作家用吊灯或者走廊灯。这盏灯一边发光一边传播你那些珍爱之物的故事。

关于Chen Karlsson

Chen Karlsson是一家亚洲-斯堪的纳维亚联营的设计公司,合伙人来自两个家庭chen(Chen-Yen和Hung-Ming)以及Karlsson(Tina和Johan)。我们混合了各自的东西方传统,为富裕美好的日常生活设计产品。 Chen Karlsson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Baufrica,由Muungano设计

斯德哥尔摩2010:在今年的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瑞典设计设计师团体Muungano展出了一系列家具,结合了非洲的色彩图案与包豪斯运动的美学。

使用梣木,涂漆管钢,毡面坐垫制作的模块化部件可以通过不同的连接方式做成椅子,沙发,灯具,桌子

Muungano更多相关内容:

Husmus (2009年12月)

小魔鬼们(2008年11月)

图书馆公交车(2008年11月)

以下是来自设计者的进一步的信息:

德国19/20世纪的功能主义与西非的芬克精神

瑞典设计工作室Muungano设计了一系列名为Baufrica的家具,正在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展出。该工作室已经花费数年时间致力于非洲各方面相关的项目。现在我们将非洲的色彩图案传统与包豪斯学院的功能主义形式混合在一起。

这盏灯的图案灵感来自数学家Ron Eglash的讲座,他讲述了非洲的村落是如何依据分形数列构造而成的。这里使用的图案是基于“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设计的。当今低能耗光源的应用导致你只能享有一种不舒适的白色光。借助梣木贴片的过滤光线会更加柔和温暖,而且只有在灯打开的时候图案才会显现出来。

这些家具基于模块化的系统,由上蜡的梣木,多彩涂漆管钢,以及灰毡靠垫组成。不同的组合可以制成休闲椅,沙发,或者灯具。

关于Muungano:

Muungano是一间屡获殊荣的设计工作室,聚焦于家用和公共空间产品。Muungano包括设计师Peter Thuvander和建筑师Martin Hedenström。借助于认真投入的设计过程,该工作室力求将创意与功能结合在直截了当的表现中。通过洞察客户与用户的需求,Muungano驾驭着产品从概念到成品的全过程。近期工作室完成了为Reijmyre玻璃工厂设计的威士忌酒具Rocket,还有用于收集家庭可回收物的容器Husmus。

 

STRAW(吸管),Osko+Deichmann为Blå Station设计

斯德哥尔摩2010:本周的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柏林设计师团体Osko+Deichmann正展出一系列色彩斑斓的椅子,它们使用折叠成锐角的管钢制造。

产品名为“Straw”,这种可堆叠的椅子根据Osko+Deichman去年在DMY Berlin上展出的雏形研制而成,现在由瑞典品牌Blå Station生产。

关于Osko+Deichmann的更多信息:

卵石扶手椅(2009年9月)

DMY柏林2009上展出的Straw(2009年5月)

以下是来自设计者的进一步说明:

自从1920年代Mart Stam和Marcel Breuer极具革新型的设计之后,弯曲管钢已经成为当代家具设计的标志。这种工业技术全面革新了家居用品的设计,并成长为设计语汇中无可置疑的标志性元素。

“Straw”是一种对经典管钢家具的致敬,它们在视觉和物理上挑战了传统,并在设计的原则中引入了颇具争议的细节。这种能最快速的将管状物变形的工艺,彻底变革了管钢的审美外观。使其严格一致的特点遭到了否定,这些物品看起来很自然,就象手工折叠而成的。

 

Sempé w103,Inga Sempé为Wästberg设计

斯德哥尔摩2010:在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瑞典公司Wästberg展示了一种LED工作台灯,它是由法国设计师Inga Sempé设计的。

名为“Sempé w103”,其特色是一根细钢管支撑着一个纺锤形的铝灯罩,连接在一个夹具或铸造底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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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来自Wästberg的进一步说明:

Wästberg推出了与Inga Sempé合作的产品

在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Wästberg将推出与法国设计师Inga Sempé合作设计的一种照明器材。

此简易台灯力图向钉子或者图钉一样简单结实。作为传统机床照明,该设备非常结实耐用,并以改进经典工业元素为目标:夹具是反向的所以用起来更方便。这盏台灯融合了可靠性和便携度:一根细柱连接了台灯上下两个部分:沉重的铸造底座和轻巧的灯罩。它的轮廓和多变的姿态让人觉得就象是一把小伞。

 

Chipperfield w102,David Chipperfield为Wästberg设计

瑞士灯具品牌Wästberg将推出一只铜管和橡胶制作的工作灯,David Chipperfield设计

名为“Chipperfield w102”,该设计包括圆柱形的灯头和底座,使用L形灯臂链接

该台灯安装的LED亮度可调,底部头部衔接处均可旋转

更多关于Wästberg的信息:

2009产品系列(2009年2月)

Michael Young为Wästberg设计的产品(2009年2月)

Wästberg成立(2008年2月)

以下是来自Wästberg的进一步介绍:

Wästberg与David Chipperfield的合作

在2010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Wästberg将推出一件与英国建筑师David Chipperfield合作设计的照明器材。

该产品参考了一种家庭或办公用个人台灯的原型,并试图对这一熟悉的家用规格产品做出新鲜的诠释。该台灯主要由铜管制成-一种通常与照明联系在一起的材料,虽然现在应用的不是很普便-局部使用了橡胶。目的是创造一种包括灯座,灯头,灯臂的简单形式。该灯没有可见的连接件,并在不妨碍其功能的前提下最小化了方向性移动,

Wästberg

该品牌推出于2008年,Wästberg的灯具现在在全球销售并以其优秀的设计赢得了20余个奖项,包括6次优秀设计奖,3次红点奖,联邦德国设计奖和Elle室内设计奖。Wästberg位于瑞典最南部的斯科讷赫尔辛堡。

 

Avalon,Michael Young为Swedese设计

斯德哥尔摩2010:在本周的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香港设计师Michael Young将为瑞典设计品牌Swedese推出一张可旋转的桶形座椅

名为“Avalon”,这张沙发椅既可用于全套定做家具,也有单独售卖的版本。

“Avalon的设计可以说是对第一个启发我成为设计师的人Vernor Panton的致敬,”Michael Young说。“我感觉近期在又大又软的桶形沙发椅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当然它们也都没有转轴,而且我喜欢设计能放在自家里用的东西。这是一件某种意义上的订做家具,适用于飞机场或者酒店。这也是近25年瑞典制造的唯一一件一次灌注成型的座椅,可以很好的保持外观审美的长期性。

 

以下是来自Swedese的进一步介绍:

Swedese展出了新的由Michael Young设计的座椅-Avalon。这是一张休闲椅,也是一张拥有自动回旋装置的转椅,其衬垫使用的织物Flex来自瑞典供应商Väveriet。这张椅子包括设计为360度旋转的底座,并且有多种颜色供应。

 

Johan Lindstén的刺绣椅子

斯德哥尔摩2010:下周斯德哥尔摩设计师Johan Lindstén将展出一系列椅子,椅背上特别刺绣了乡村景色。

名为刺绣椅子,该作品为白色木制椅面,转腿,椅背软垫上有刺绣

作为斯德哥尔摩设计周的一部分,它们将在2月9-13日在Check In 10展出。

以下是来自Lindstén的进一步说明:

“田园风光的梦想”

老一代妇女在刺绣上花费了数小时,数天,数周乃至数年,去捕捉田园风光的美景。许多人梦想着融入这种生活,在水边拥有一幢小红房子,小鹿斑比远远的眺望着我们。

这些丝线和梦想已经被大多数人所遗忘,并被抛到九霄云外再也无人欣赏。这些家具的使命就是要鼓励并促进这些被忽视的艺术,寻回失落已久的感情价值并将其与当代的审美融合起来。

 

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的“超级凡人(Superfolk)”

在下周的斯德哥尔摩家具展温室展上,爱尔兰设计工作室Superfolk将推出受爱尔兰本地特色家具启发设计的一系列产品。

该系列的特色木凳子,在座位的两边都有钻孔,这样它们就可以连接在一起变成长凳。

其他设计包括木餐桌,根据小船的图样设计的墙纸,将编篮子手艺应用到灯具产品中。

以下是来自Superfolk的进一步说明:

爱尔兰设计师在享有盛誉的斯德哥尔摩家具上推出了自己的作品

新兴的爱尔兰设计工作室Superfolk将在著名的年度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上推出一系列新产品(2010年2月)。Superfolk已经被国际评委选中参加权威的“温室”部分-这个展区着重于有前途的国际独立设计师和制作者。

在经济,材料革新,爱尔兰本土家具制作工艺的综合影响下,Superfolk的设计推动对手工工艺的认知走出了以前“展览品”的圈子,使它重新回到平价的日常应用中。他们首选本地来源的材料,并仔细权衡尺寸,简单的设计赋予其多种不同的用途。新作品包括一张桌子,一系列凳子,受传统爱尔兰船画启发设计的手工壁纸,与编筐手艺人乔·霍根合作的灯具。霍根已经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他的篮子制作工艺扎根于康妮马拉地区Lough Na Fooey岸边,已经花了27年时间在当地种植柳树并制作篮子。

Superfolk是Gearoid Muldowney在2008年成立的独立设计工作室。工作室的核心是生产的工艺,无论是手工工艺还是工业生产。Superfolk的产品是对爱尔兰传统产品制造的贡献,他们饶有趣味的营造出一种根植于土地的生活方式,该工作室集中致力于本地来源的爱尔兰原材料,并争取结合自然资源比如羊毛,木头和皮革进行创新。

2007年Muldowney在爱尔兰美术设计学院工艺设计专业获得设计学士学位(荣誉学位)。

凳子

在经济,材料革新,爱尔兰本土家具制造工艺的综合影响下,在紧张的预算和较短的时间限制下,这种凳子推动对手工工艺的认知走出了以前“展览品”的圈子,并使它重新回到日常应用中。廉价的爱尔兰本国硬木下脚料(来自卡洛的Lisnavagh木材项目)结合使用了来自农民供销社商店的锹柄。这把凳子经过仔细的尺寸权衡和简洁的外观设计,可以有多种非正式用途,它们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任意连接在一起变成长凳,桌子,脚凳等等。

这些凳子用橡木和梣木制作,配有胡桃木的小楔子。在爱尔兰,橡木和梣木在可持续开发林木中有充分的供应。

这些凳子原本是Superfolk的Jo Anne Butler和Gearoid Muldowney合作设计的,是为参加基尔肯尼艺术节的听众准备的临时座椅。2009年它们曾入围爱尔兰设计师协会设计奖。在2009爱尔兰设计周时,爱尔兰设计商店又在放映著名手工艺纪录片“hand”时使用了这些椅子。

桌子

居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桌子是我们主要的生活空间,并用来做各种事情...切菜,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和朋友家人聊天吃饭。如果说厨房是家的心脏,那桌子就是厨房的心脏。

Superfolk的桌子在各个方面都和Superfolk的凳子很像-一个大而坚硬的工作区域,用四条简单的桌腿支撑起来。桌子的尺度经过仔细权衡,大可容纳拥挤的一家人聚餐,小可作为书桌使用。

桌子用橡木和梣木制作,配有胡桃木的小楔子。在爱尔兰,橡木和梣木在可持续开发林木中有充分的供应。

壁纸

Superfolk的壁纸是手工制作的...手工描画,手工混合墨水,手工刻版。

Currach壁纸所基于的手绘工艺原本用于一种风格古朴的河上小船,它们主要是在爱尔兰中部地区。这种船在爱尔兰随Boyne河的名字而被称为“Boyne Currach”。“Boyne Currach”有很多用途,最臭名昭著的是用渔网非法捕捞野生大马哈鱼。

黄色壁纸重复的图案是Superfollk公司的标志

Superfolk的标志是根据记录于公元2世纪的古代爱尔兰海岸线地理数据而重构绘制的。

托勒密:爱尔兰,约公元150年

在古希腊和罗马文学中有许多关于爱尔兰的记载,最早的,明确的地理数据,由希腊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于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港记录。他并没有爱尔兰的地图,而是列出了该国六个地点的经纬度-入海口,海角,城镇和堡垒,部落,岛屿以及四面的沿海。许多地貌的认定并不明确,但是数据大体上似乎越靠近东部地区越完备可信,反映出海员和商人(托勒密的基本资料来源)对该国的这一部份更加熟悉。

灯罩

与编筐手艺人乔·霍根合作的这些灯罩是使用爱尔兰柳树手工编制的。鉴于柳树的各种非凡特性,它应该得到设计师们更广泛的应用。爱尔兰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以及地理位置是大量种植柳树的理想条件。霍根已经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他的篮子制作扎根于爱尔兰康妮马拉Lough Na Fooey沿岸,他已经花了27时间种植自己的柳树并制作篮子。

唐·麦卡林

作者:Andrew Pulver

来自:卫报(The Guardian)

原文:Don McCullin


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馆,曼彻斯特

 

感觉就像是一位国宝级人物:摄影记者唐·麦卡林,一度受雇于观察家杂志和星期天泰晤士报,将在一间国家级博物馆举行一次庄严的回顾展。这个场所-里伯斯金全新设计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馆-将会着重为你讲述他那些惊人的战争作品。


尽管这次展览严格的局限于最伟大的作品,而非广泛展示他拍摄的照片,却有一种令人满意的传记感。它从麦卡林出身于贫困的北伦敦芬斯伯里公园讲起(可以在他首次发表的照片中缅怀一番,那是1959年的观察家杂志,拍的是他青少年时期的团伙同伴:老板乐队);接着是1961年隔离墙正在修建时短暂而平和的柏林之旅;然后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摄影,足迹遍布塞浦路斯,越南,比夫拉,北爱尔兰,柬埔寨,塞尔瓦多。


麦卡林基本上没受过摄影培训,然而他在所到之处总是能凝练出一大把了不起的摄影作品,这一点就更令人钦佩。时间和熟悉感并不能减弱它们的力量:那张卡蒂尔布列松式的照片,一名塞浦路斯军事人员跑过一座电影院;那个在越南的掷弹兵;那些比夫拉战争中营养不良的孩子们。通过这些照片,你会了解到冷战时期热点地区的精粹。


展出的记录表明,麦卡林与星期天泰晤士报的冲突,始自1980年代初期这家杂志变得更为消费主义的时候-但最重要的是,这次展览洞悉了这位摄影师起先被目击的暴行所吸引,继而精神受创的过程。现在麦卡林将时间花在拍摄英国风光和古建遗址上面。这是他应得的休憩。

 

唐·麦卡林站在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中他的一幅摄影作品前

 

越南顺化,1968年2月:一名罹患炮弹休克的美军陆战队员等待撤离战区

 

越南顺化,1968年2月:一名美军士兵掷出一枚手榴弹。片刻之后他被北越狙击手射穿了手掌

 

比夫拉,1969:一个饥饿的白化病男孩,疲惫不堪并因其皮肤的颜色遭到歧视,在孤儿院里紧紧地抓着一个空空的腌牛肉罐头盒。

 

塞浦路斯,1964:一位悲痛欲绝的妇女及其家人

 

黎巴嫩贝鲁特,1976:黎巴嫩长枪党站在一具巴勒斯坦女孩的尸体旁边。(尽管枪手命令他离开此地,唐·麦卡林还是停下来拍了这张照片)

 

唐·麦卡林的坏掉的尼康F照相机,在柬埔寨被一颗AK47步枪子弹击中

 

唐·麦卡林自1968年开始使用的帆布面美国军用钢盔,上面写有评注。

 

唐·麦卡林自1975年开始使用的全国记者联盟采访证,在他1972年大范围报道了南越军队的退却之后,被归类为不受欢迎的人禁止进入越南。

 

唐·麦卡林站在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中他的一幅摄影作品旁边。这次展览是英国最大的麦卡林作品收藏展,包括他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战争照片,当代风景摄影,以及对更近期各种事件的个人观点。

乌克兰矿工:采掘面

作者:Luke Harding

来自:卫报(The Guardian)

原文:Ukraine miners: Coalfaces


过去200年来采煤业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摄影师格莱布·科索鲁科夫抓拍了这些工人,他们刚干完6小时的一班活返回地面,这里是欧洲最大的煤矿之一。


Ukrainian miners

摄影:格莱布·科索鲁科夫

 

1935年8月30-31日夜,苏联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创下了一项煤炭采掘的新纪录。在东乌克兰煤矿的巷道深处,斯达汉诺夫用5小时32分钟完成了102吨原煤的采掘工作。这是标准日工作定额的14倍。


尽管后来走露出消息说他有人帮忙,斯达汉诺夫的超人业绩依然成为了英雄主义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代名词。数月间“斯达汉诺夫”运动传遍了整个苏联,工人和农民急切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些睥睨规范的个人生产力记录。


75年后矿工们仍然在斯达汉诺夫创下纪录的地方工作。俄罗斯摄影师格莱布·科索鲁科夫为这些矿工抓拍了一系列100张引人注目的肖像,他们刚刚完成6小时的轮班工作回到地面上,包裹在灰尘,泥垢和摄影灯的人工光线中。多数矿工同意接受此项目的拍摄。寥寥几人拒绝了。他们对斯达汉诺夫的记录并不关心,科索鲁科夫说。他们觉得薪水微薄。同时对他们国家争斗不休的政治领袖们深感激愤。


“近十年来,石油和天然气在新闻中频频报道。煤炭几乎已经从欧洲范围内消失了。人们猜想这些都已经不存在了,”科索鲁科夫说。“实际上,煤炭是世界能源中重要的一大组成部分。我要让大家重视起煤炭。”


实际上,采煤业在近100到200年几乎完全没有变化-从那时到现在,矿工一直面临着各种死亡的威胁。


“这是一种典型的工人阶级。它囊括了我们对工人阶级的全部认识。矿工在行业中面临的处境非常极端。死亡率极高,”科索鲁科夫说。“在他们的生活中也许有那么一点英雄主义。从某方面来说他们是现代的圣徒。他们知道也许有一天下井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些照片是2009年在斯达汉诺夫煤矿拍摄的,距离东方工业城顿涅茨克仅40公里。那位最著名的前雇员1977年逝世之后,这座煤矿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它是4座国有煤矿联合体的一部份。


从苏联时代开始产量已经在下降,从共产时代的年产1百万吨到现在的37万5千吨。矿工的人数也在减少:相较于最繁荣时期的1万-1万2千人,现在只有2381名。但是还是没什么变化。矿工使用的仍是苏联时代的陈旧设备。


尽管生产在衰退,科索鲁科夫仍争辩说煤炭将在世界能源需求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此外,鉴于俄罗斯经常把天然气供应当作武器来对付这个弱小的邻国,科索鲁科夫还把煤炭看成是解决乌克兰能源问题的答案。


“煤炭在人类开发的能源供应中超过40%,无论是和石油还是和天然气相比,都足足超出两倍以上。由于核能开发受到严格的安全限制,这种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连抽带打,萝莉征服百

作者:PATRICK HEALY

来源:纽约时报

原文:Hitting Broadway, Punching and Slapping


阿比盖尔·布莱斯林,13岁,在时代广场剧院重排的“奇迹的缔造者”中扮演海伦·凯勒

 

真实的表现情绪失控,可以说是每个演员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那些成功者通常是老于此道的表演艺术家,比如在电影“闪亮的风采”中塑造了精神受创的钢琴家的杰弗里·拉什,或者范尼莎·雷德格雷夫,2003年她曾经在百老汇重新上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中扮演吗啡成瘾的母亲。对小孩来说,由于缺乏生活经历和相关训练,可能演起来会更难-因此,威廉·吉布森的剧作“奇迹的缔造者”里的主角,6到7岁时期的盲聋儿童海伦·凯勒,在戏剧中堪称表演难度最大的角色之一;这个角色必须主要借助于肢体语言来表现。


13岁的女演员阿比盖尔·布莱斯林做出的最新选择是接受海伦这个角色的挑战,在其职业生涯里那一系列多种多样的角色中,最知名的是“阳光小美女”(2006)中戴着眼镜,渴望参加选美的奥莉芙·胡佛,布莱斯林10岁时因扮演这一角色成为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最年轻的演员之一。这是布莱斯林在纽约首次登台,在50年来百老汇首次重排的“奇迹的缔造者”中,她将扮演海伦。预演将于星期五在时代广场剧院举行。


但是在最近对布莱斯林的采访中-她叨咕着“美国偶像”;她的狗苏利;还有她用圣诞节压岁钱在布卢明代尔买的新夹克衫-完全没有流露出严肃演员那种抑郁的气息。当问及她5岁时第一次参加外星惊悚片“麦田怪圈”的试镜时,她答道:“其实我不太记得了。”当我们提到她可能已经筹划好自己在提名之后的职业生涯策略时,她笑了起来,她已经参演了多种多样的影片,包括儿童电影“美国女孩的秘密”和“僵尸之地”,在后者中她扮演崭露头角的骗术大师“小石头”。


“我喜欢参与演出那些我喜欢看的故事,我选择角色首先要看我在现实中会不会想和她交朋友。”布莱斯林在吃饭的时候说,她的母亲和公关代理人也加入了我们,这个餐馆位于联合广场,离东村不远,她就是在那里长的,现在还和家人一起生活在那儿。


“自从我读了一本关于她的儿童传记之后,我就一直想演海伦,那是一本学习阅读的书-有20页,我在两天里看了7遍,”她接着说。“但是,我在读剧本的时候,不会考虑我的,那个啥,我猜你会管它叫‘形象’,我一点也没觉得有考虑这些的东西必要。我是那种特别没趣的人。我从不觉得有任何人会有兴趣注意到我。”


尽管她可能不会吸引到大批狗仔队,但是,在儿童和青少年演艺圈中,布莱斯林仍然是个颇令人痴迷的对象,因为至少现在看来,她的演艺生涯将会前途无量。


很少有别的小孩能像布莱斯林这样,在高调宣传的片厂电影中扮演过这么多的主角和主要配角,她已经参加了近20部电影的拍摄,总票房价值约700万美元。她的一些先驱者包括朱迪·福斯特,娜塔莉·波特曼,以及15岁的达科塔·芬妮 (“世界之战”,“蜜蜂的秘密生活”)(问及她最崇拜的女演员时,布莱斯林说是梅丽尔·斯特里普)


“我认为看看达科塔和阿比盖尔选择参演的影片就很说明问题了,因为他们正在做的是,通过在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中不断塑造不同的角色来挑战自己,”芬妮的经纪人辛迪·奥斯布瑞克说。


从布莱斯林5岁开始就担任其经纪人的贝斯·坎农说,布莱斯林对电影首选的是艺术价值,而且她是剧本的一位“热心读者”。(布莱斯林对此也表示赞同。)但坎农也说,在布莱斯林的每部新片中都会严肃的考虑到其演艺生涯的长期策略。


“每次我们选择项目的时候都会探讨:‘这个项目相对下一步会产生什么影响?它能为你以后开启什么样的新选择?’”卡农说。“在‘阳光小美女’之后,她拥有了大量的成人观众。因此我们做出了很具策略性的选择,接拍‘尼姆岛’和‘美国女孩的秘密’以赢得儿童观众。因为我们知道她需要拥有更年轻的观众群,以便继续事业发展的轨迹,最终成为一名某种程度上有希望主导一部电影的明星。然后我们回到‘僵尸之地’这类面向十几二十岁观众的影片。”


当然,在以后的几年里,布莱斯林将开始尝试涉水青少年浪漫剧本和更具挑逗性的内容,在发展到最终扮演成年角色的过程中,一些童星觉得这些东西反而存在危险。坎农说布莱斯林的一个优势是无论家庭还是自身都没有任何压力,不需要接那些艺术性较差但是经济收益丰厚的项目。她的妈妈金给人相当务实的印象,她说只要阿比盖尔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演艺圈,没有义务去接受她不喜欢的青少年电影角色。


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主角在百老汇首次登台,对提高布莱斯林的各种技巧都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一次需要她把握住海伦·凯勒的挫折感,愤怒和好奇心。


由于几乎没有对白,“奇迹的缔造者”中的海伦将是一次身体上的火山爆发,而且在剧中她的主要联系-与她的老师安妮·苏利文(埃利森·皮尔)-是借助推搡与格挡,连抽带掐的表演出来的。排练之前,该剧导演凯特·Whoriskey为布莱斯林和皮尔组织了为期一周的专题研讨,单独把精力集中在两位女演员身体之间的互动上。


“对我来说这出戏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的主角之一没有任何台词,该怎样去进行动作设计来处理这个角色?”Whoriskey说,她上一季指导了非百老汇剧目“毁灭”。“阿比非常出色,她会做你要求的任何表演,而且完成得很好,她把对角色的这种巨大的移情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布莱斯林排练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李·谢尔,她是该剧的身体训练顾问,每次排练前她会和布莱斯林以及皮尔一起工作一小时。她是一位以色列女演员,同时也是一位舞蹈家,谢尔用Gaga舞步的艺术来训练两位女演员,这种舞蹈要求表演者利用活力与情绪生发出一种肢体语言,从而回避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习惯。谢尔说这些舞步技巧很适合海伦,你可以看一下,比如,安妮和海伦在早餐桌上斗智斗勇这场关键性的戏。这一幕没有对白,但是相关的舞台指导在剧本中占了整整四页。


“对于这种场景,我们必须帮助阿比找到让身体存在的一种新方式-她走动的方式,坐下的方式,对安妮产生反应的方式-使得观众对阿比饰演的海伦的动作和反映的方式感到陌生。”谢尔说。“阿比,凯特和我想让观众觉得海伦任何时候都可能做出一些捉摸不定,疯狂骇人的举动。”


与她配戏的明星皮尔说,正是因为阿比勇于尝试,学习这些技巧的能力才会有助于促使她的演技日臻成熟。


“对一个13岁的孩子,或者其他任何人,独自一个人在舞台上控制局面,面对观众的审视与倾听不受其影响的做出反应,都需要花费巨大的勇气。”皮尔说。


同样重要的是,在海伦大发脾气这一段戏中,布莱斯林的排练要集中确保她不会伤到皮尔-或者她自己,在和Whoriskey以及谢尔把舞台动作排练了“一百万遍之后,我已经可以想都不用想就能完成好了。”


“海伦和安妮的早餐那长长的一幕是我演过的最具挑战性的内容之一,但是也最有趣。”布莱斯林说。“我尽力记住身体的哪个部分该如何动作,我的嘴应该怎样表现,并且训练我的眼睛,训练自己不要讲话。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味。”

理查·汉密尔顿:波普艺术之父的大师班

作者:Rachel Cooke

来自:观察家(The Observer)

原文:Richard Hamilton:A masterclass from the father of pop art


53年前理查·汉密尔顿发明了“波普艺术”一词,从60年代打击伦敦系列到牛仔托尼·布莱尔,他自始至终走在潮流的尖端。在将于蛇形画廊举办新展览的前夕,他罕见的接受了雷切尔·库克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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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汉密尔顿在伦敦蛇形画廊,摄影:理查·萨克尔

 

曾几何时,波普艺术是新鲜年轻而激动人心的。但是时过境迁,想想汉密尔顿吧,这位通常被描述为波普之父的艺术家,这样做既可以用来提醒你波普艺术年事已高,还能告诉你它已经逐渐成了主流文化。其一,有他这张面孔在,哎呦,这脸咋长的。他就像儿童版圣经里描绘的亚伯拉罕:稀疏的白发,高贵的錛儿头,一副牙齿就像拥挤的坟地里东倒西歪的墓碑。其二,事实是汉密尔顿很快将在蛇形画廊举办新的大型个人展览,共计将有10到12个展览-他记不清确切数字了-将于今年在世界各地举行。这种种关注会令他感到意外么?


汉密尔顿思考片刻,假装很气愤的说:“实际上这事有点失控了。”他低声的笑着。“很有趣,因为在过去,我的展览从来也没被人以赞美的方式对待过。1992年我在泰特美术馆举办展览的时候,几乎每个评论家都讨厌它。到圣诞节的时候报纸上弄了一个什么玩意叫:今年最烂的展览是啥?我赢了!这回,我估计不过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在过去的,那个,50到60年里,我也干了些正经事。而且,鉴于我比我的同龄人都长寿。 约瑟夫·博伊斯和约翰·莱瑟姆已经死了。罗伯特·罗森伯格也死了。 贾斯培·琼斯还没死,但是上回听到他的消息都是啥时候的事了?”从墙角传来一个不大的声音:“查理,贾斯培比你小。”那是汉密尔顿的妻子,画家丽塔·Donagh,她会在需要的时候担当起制动器的角色。


在蛇形画廊的展厅中,我们坐在一个闪着白色亮光的方隔间里:我,汉密尔顿和Donagh,这个女人看起来比他还要惊人。她有着幽灵般苍白的皮肤和长长的灰白头发,穿着黑色工装裤。就像直接从巴黎版的Vogue杂志里走出来的。后来汉密尔顿告诉我,尽管已经共度了数十年的光阴,他仍然每天都对她说,她很美,而且我不得不说:这也不能怪他。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天才而专一的一对夫妇,他们俩可认识一大票名人-甲壳虫乐队, 勒内·马格里特,马塞尔·杜尚,随你挑-而且令人惊奇的是,正如我将发现的那样,他们一点也不矫揉造作,或者高傲易怒。


汉密尔顿递给我一些新作品的彩色拷贝,它们将在蛇厅展出。这是一幅政治性作品,包括两张地图:一张是1947年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张是2010年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要点是,在第二张地图中,巴勒斯坦已经缩水到了玉米片大小。我把照片拿在手中,给与足够的专注,以便和一幅具备汉密尔顿这种声望的艺术家的新作相称。换句话说,我把它拿的很近仔细观看,于是我注意到一些东西:在这些地图上以色列(Israel)被拼写成了“是真的(Isreal)”。慢慢地我好像开窍了。汉密尔顿喜欢玩文字游戏。我最喜欢的一幅作品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法国烟灰缸,微微有点扭曲,使得上面的字看起来不是“茴香酒(Ricard)”而是“理查(Richard)”。因此据我揣测这也是一个双关语。但它是什么意思?Is-real(是真的)?嗯嗯,这肯定是对这个国家的诞生做出的评论。要不就是他想要暗示巴以冲突是一场噩梦-难道真的如此?-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从中醒悟过来。真是聪明。


“那么你在这里指的啥?”我问。“为什么你把以色列这么拼?”


汉密尔顿起先凝视着我,又看了看照片。“这词应该怎么拼?”他问。我告诉他正确的拼法以及他是怎么拼写的。


这中间有一小段沉默。“哎呦,亲爱滴,”汉密尔顿说。丽塔·Donagh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来站在他背后看照片。“哎呦,亲爱滴,”她说。这个拼写错误看来,似乎,好像,那个,就是拼错了。现在轮到我了。“哎呦,亲爱的,”我说。“实在太太太抱歉了。”人家的小脸红扑扑的。汉密尔顿看起来垂头丧气。Donagh看起来焦急不安。“还能改么?”我说,觉着现如今汉密尔顿也应该用计算机创作过不少作品了。“不好改,”他说,偶滴上帝啊。在这令人神经极度紧张的,新的大展开幕前夕,我刚刚告诉了这位88岁高龄的波普艺术之父在他的印刷上有个错误(这件作品是用溶剂喷墨打印的)。为什么啊?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事?到底怎么样才能恢复我们的对话啊?


在困惑了片刻之后,汉密尔顿露出了笑容。“欧,既然如此这样那么!”他说。“我确信会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不用担心!”


尽管他的影响巨大,汉密尔顿闻名于世的方式与,比如说,大卫·霍克尼的那种著名是不同的。没人会要求理查·汉密尔顿去编辑“今日报”的电视节目表。但是你肯定知道他最著名的那幅作品,尽管你可能都说不出作者是谁:他在1956年创作的拼贴作品,“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独特、如此有魅力?”,其中一个裸女头戴灯罩坐在G-Plan沙发上;还有他画的米克·贾格尔和画商罗伯特·弗雷泽,在一次毒品突检被手铐铐在一起(打击伦敦系列,完成于1967年到1972年之间),他画的爱尔兰共和军绝食抗议者(公民系列,1981-3年);他2007年的喷墨打印作品,惊惧交加,其中托尼·布莱尔腰配双枪,足踏长靴,一幅筋疲力尽的牛仔形象,或者也许你保存着一张甲壳虫乐队的白色专辑,那个封套就是他设计的。


一部分困难恰恰在于很难对他加以归类。他的许多作品可以一股脑的描述为波普艺术-明亮的色彩,标志性的画面,现成的对象-但是他同时更具政治性,相较于,比如说沃霍尔,而且他还是一名天才的画手,花了50年时间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制作插图(这些迷人的印刷品曾于2002年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展出,它们很可能无法再被超越;他对乔伊斯来说就像泰尼尔之于爱丽丝漫游奇境)。尽管汉密尔顿看起来不是很有把握:“我一直挂在嘴边的是:我的创作源于我的体会。人们似乎不理解一位艺术家可以自由的创作他想做的东西,而我一直享受着这种机遇。”正是他的朋友马塞尔·杜尚使他领悟到了这一点。“杜尚真是一个打破成规的人。这意味着他会否定自己,会把自己的想法丢出窗外。我想,我也应该这么干-像他一样警惕着不要去重复自己。在艺术创作中,活跃的应该是思维,而不是眼光。”


汉密尔顿长久以来一直是杜尚的狂热爱好者;1960年他为杜尚的作品“绿盒子(1934)”中的文字注解出版了一个抄本,1965年他重建了已于1926年被砸成碎片的杜尚作品“大镜子(1915-23)”。但是到这时候他们还没见过面。“那是巴黎的一个午餐聚会,在比尔·科普利家举行的。我以为会是个大聚会,但实际上客人只有我,勒内·马格里特和他妻子,以及杜尚夫妇。那时候我想拿两张5镑的票子放在一起捻一捻都办不到。”杜尚人怎么样?“嗯,他是能你想象到的最具魅力的人物:和气,聪明,妙趣横生。实际上我成了那个家庭的一员。他的妻子提妮喜欢我。我们的关系都非常亲密信任。如果我在巴黎和他们在一起,我就随时随地跟他们形影不离。在第一版‘绿书’发行的时候,杜尚给我写了一封我收到过的最美的信。‘你对爱付出的辛劳展现出了一种巨大的真诚’,信里这样写到。”[自重啊!你们]


汉密尔顿出生于皮姆利科。他的父亲是亨氏的司机,在伦敦西区的汽车展厅工作。这和“艺术”家庭背景实在相去甚远。“我想我是天赋异秉。我明确对绘画产生兴趣是在10岁的时候。我看到了图书馆广告艺术课的通告。那儿的老师告诉我他不能收我-那是成人课程,我还太小了-但是他看了我的画之后告诉我下个星期还可以再来。我总是像小狗一样缠着他。他对我特别好,在我14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幅本地落魄之人的大型炭笔素描。”14岁他参加了一次儿童绘画比赛。尽管他的参赛作品错误的惨遭无视,但是负责颁奖的一位皇家学院院士看到了他的作品并大加赞赏,于是进言皇家艺术学院管理人沃尔特·拉塞尔爵士。两年后他入读该校。


1940年学校因战争关闭。汉密尔顿在一个工程公司当上了绘图员。再次返回学校时他已经20多岁了,皇家艺术院也已经完全变了样。“现在一个完全疯狂的家伙掌了权,艾尔弗雷德·芒宁斯爵士经常穿着马裤拎着皮鞭四处走动。真够吓人的。我的一位老师评价说我的画很像塞尚。嗯,不错么,我想。芒宁斯接着说:‘奥古斯都·约翰远胜于塞尚。’当而然之的,我哄堂大笑起来。他的脸涨得通红。有一天他问我看没看毕加索的画展。‘看了。’我说‘太精彩了。’但是他却越听越生气。‘他们都算不上诚实良好的法国人,’他说。‘他们是他妈的一大车意大利货。’你能怎么办?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数周后汉密尔顿收到一纸通知,告诉他校长不认为他在教学中有所受益。他的学生生涯中断了,他满腔不情愿的被拖进了国民预备役。成了一名“退伍军人”,不过倒也有点用处。当他考上斯莱德美校时就有资格申请津贴啦。


大约就在这时,汉密尔顿遇到了奈杰尔·亨德森,后来,他成了汉密尔顿也将会加入的艺术家独立团体中的重要人物。正是亨德森向汉密尔顿介绍了杜尚的“绿盒子”,以及达西温特·沃思·汤普森1917年的书“论生长与形式”,对汉密尔顿来说,这本书是他的关键性文本(该书主张结构主义,通过调整种群的形式实现适者生存的选择)。1956年汉密尔顿为“这就是明天”的目录创作了“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独特、如此有魅力?”这次对独立团体颇具历史意义的展览在白教堂画廊举行。这次展览对战后时期的大规模市场化景象做了一次类人类学的,半嘲讽性的考察。


1957年汉密尔顿写信给野兽派建筑师艾莉森和彼得·史密森,这对夫妇也参加了“这就是明天”的展览;他们商讨了举行另一次类似题材展览的想法。正是在这封短笺中他创造了“波普艺术”这个短语。“波普艺术,”他写道,“是大众流行的(为大量观众设计的),转瞬即逝的(短期解决方案),消耗性的(很容易被遗忘),低成本,大量生产的,年轻的(针对青年人),淘气的,性感的,手法巧妙的,富于魅力的,一桩大生意。”这几乎好像是说他已经仔细审视了这个水晶球,从中看到了带着那顶吓人帽子的安迪·沃霍尔,正凝视着他的背后。但是也不能把这封信说成是一项宣言。“我只是列出了自己认为最感兴趣的的东西。”汉密尔顿说。“他[彼得·史密森]甚至都没回信。后来他被问起这封信的时候否认曾收到过它。”“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独特、如此有魅力?”怎么样了呢?对这幅现在通常被认为是奠基之作的画他感觉如何呢?“我早就对它腻歪了,不过它是个很能赚钱的小玩意。”


此后,汉密尔顿的事业获得了腾飞。在伦敦最著名的画商罗伯特·弗雷泽,又名帅哥鲍勃,接手他之后,他终于可以放弃教职(他曾在纽卡斯尔大学与维克多·帕斯莫尔共事,那时候丽塔是他“最中意的学生”,尽管他们直到1991年才结婚)“我们办了三次展览,接着发生了著名的毒品突击搜查,画廊关闭了,他的支票也被拒付了。但是在画廊还开着的那段时间,实在太棒了。在他举行的聚会里,你能结识甲壳虫乐队和米克·贾格尔。是弗雷泽推荐了我设计甲壳虫的新专辑。我还记得保罗[麦卡尼]给我打电话。那时他正在主持表演。于是我去找他。我坐在外边的办公室里,开始还颇觉有趣,因为到处都是穿短裙长靴的姑娘们。但是后来我就想,我再给他5分钟。总而言之,他终于还是出现了。起先他对我的想法不太有把握,但最后的时候他非常肯帮忙。他给了我三大箱照片用来拼合其中的海报。”他给了你多少钱?“真是感到意外,我们赚得很少!我记得彼得·布莱克告诉我‘佩珀军士’才挣了200镑,我不记得他们付了我多少钱了,但是彼得说:你也不过赚了200块。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就这样子吧。”他觉得大野洋子可能是他的崇拜者。不过也许不是。“我为她的屁屁照片贡献了自己的屁股[他指的是她的‘影片第四号’,以‘屁股’更为知名]-尽管我现在可能已经认不出来了。但这就是我们的关系:我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屁股。”他笑着说。


1970年代他和丽塔搬到了北部,他们生活在牛津郡的农场,并将其作为工作室。他的作品开始变得日益政治化,尽管他也曾短暂的投身工业设计(他喜欢计算机,设计过两台)。我似乎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史蒂夫·麦奎因关于鲍比·桑兹的电影“饥饿”的灵感来自于,至少是部分的来自于,汉密尔顿画的那些裹着毯子的抗议者[国民系列],你能在大多数当代艺术中看到他的影响,无论这些艺术家在被问及的时候是否提到了它(尽管达明安·赫斯特把汉密尔顿称为“最伟大的”)。


汉密尔顿很赞赏“饥饿”,但是他没什么时间关注其他的年轻英国艺术家。他无法想象与翠西·艾敏的对话能超过5分钟-太乏味了!-尽管他对赫斯特的鲨鱼很感兴趣,他的画还是让他烦得半死。他确信他们正在创作的东西都是前人做过的了,而且甚至不只是杜尚做过。你会这么想:哥们儿,你已经晚了50年了。“最好别让他提起莎拉•卢卡斯和她对香烟的那些古怪的处理。”


他现在有点累了。我想知道,对自己现在仍在进行创作,他会觉得意外么?应该不会。一方面,像他告诉我的,推翻再造的欲望一直驱使着他前进。但是有时候愤怒亦是他的创作源泉。1964年那幅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假扮歌剧魅影的画就是盛怒下的产物:“当他拒绝放弃英国的核威慑力量时,我想:这个婊子养的!”他最近期的作品同样来自诸如此类的缘由。赫顿聆讯使他“比自己想的还要愤怒”。他向我展示了另一幅将在蛇厅展出的作品。那是一块不名誉的奖章。受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委托创作并在2009年首次展出。奖章圆盘的正面是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他的头上是一段拉丁语献词。“这是我们能找到的和拉丁语‘粉饰’最接近的东西,”汉密尔顿说着,用骨瘦如柴的手指描画着它的轮廓。“而这,恐怕完全是我一怒之下的产物。”听起来他似乎凶巴巴的,但是我看了看他的脸庞,他仍在微笑,一如既往的和蔼可亲。

斗嘴访谈,琳尼奎·史崔德

来自:juxtapoz杂志

原文:Back Talk with Linnea Strid

 

LS2


这可不是照片,这是新近涌现出的瑞典艺术家琳尼奎·史崔德的绘画作品。我们被她的写实主义绘画惊得目瞪口呆,感觉必须要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位年轻的画家。


下星期五,琳尼奎这些栩栩如生令人震惊的画作将在思考空间画廊推介“新”面孔的联展中展出。“新”这个词根本就不够格用来描述琳尼奎的画风。看看那水画的!


你现在觉得怎样?

我正生气呐,昨晚上我的车坏了。贝西,别死啊!


如果你明天早上可以在另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你希望是哪儿?你想干些什么?

在另一个星球上。我可能会有点迷糊,还有时差反应,然后我会想给家里打电话,就跟外星人ET一样。

 

LS3

 

如果你失去了创意能力,你觉得你将以何为生?

我讨厌没有创意只是赚钱过活。艺术是我唯一能干得象样的工作。也许去当个Google翻译员?(姐姐神吐槽...)


如果你可以揍一个在世的当代艺术家,你想揍谁?

我是和平主义者所以我只能揍自己了。就是要“做自己”么。


你的初吻值得写一首歌么?

才不,这完全违背我的原则。写接吻的歌也太差劲了。


你什么时候特开心?

实际上我天生就是个幸福的人。考虑的我的职业选择,这听起来好像不咋地,我也希望能说我打小生活坎坷,从而习惯性消沉,酗酒如此这般,可惜全都不是真的。

 

LS4

 

世上没有后悔药,但是总有点什么后悔的吧?

我要是学会玩乐器就好了。不过要是那样,也没准我已经成了一个写接吻歌的蹩脚音乐家了。


你的朋友有什么共同特点?

他们都是有趣的人,让我开心,我喜欢他们这一点。


如果你被迫逃离工作室或家里,你会抓着哪样东西?

我家狗狗!尽管我觉得她可能对我管她叫东西有点不爽。


一生最喜欢?

巧克力冰激凌(我也喜欢!)


你最大的恶习是?

巧克力冰激凌(>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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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吹生日蜡烛的时候许的什么愿?

超能力。飞行能力,千里眼和超级速度是我能力列表中的前三名。但是我可不挑剔,随便一样就成。


如果你可以演一个最喜欢的电影或电视节目里头的人物,你演谁?

犹达大师。补充一下是引退之后的额


你说过谎么?

没怎么说过吧。也许说过...?


你觉得观众能理解你作品中的意图么?

理解这话说太过了啊。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对与错,或者理解了作品的真实意思与否。艺术作品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也正是它的精妙之处。


哪种道德的沃土你觉得即使没有也能生存?

泰莎·瓦图,花样滑冰运动员。她蛮可爱的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呢。


说脏话的时候你会有所察觉么?

说实话,我没少诅咒。这块肯定是从我的维京血统里遗传下来的。因此,在不认识的人中间时,我会尽力克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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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你感到最自豪?

我最自豪的时候还没到呢。希望是现在起随便哪一天吧。


你希望以何留名于世?

我的画。人总会死,艺术作品是永生的(希望如此吧)。


你想怎么死?

比较粗犷的那种。关于这事我想过好多,我觉得冻死应该蛮酷的。你看,长眠在皑皑白雪覆盖的森林里。为啥不呢?

关于琳尼奎·史崔德的更多信息www.linneastri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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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琳尼奎·史崔德


1983年琳尼奎·史崔德出生于一个瑞典小村镇,她在那里生活到16岁,当时他的家人决定移居西班牙南部的丰希罗拉。她在20岁之前一直住在那里,从那时起她参加了几次画展,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2004年她回到瑞典上了4年艺术学院。史崔德现居瑞典乌普萨拉,她是一位全职画家。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艺术家,因为那种想要借助绘画和其他创意途径表现自己的需求,对她来说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史崔德喜欢以照相写实主义风格作画,但是总是带着极大的渴望去表达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遗忘的记忆,或许这不过是她自己那个小小世界的独特之处


在思考空间画廊“新鲜”联展中将展出琳尼奎的作品,下周五2010年2月12日开幕,详见www.thinkspacegallery.com

鹰与鹤:与粥川由美子谈混合文化

来自:juxtapoz杂志

原文:The Eagle and the Crane: A Talk About Blending Cultures with Yumiko Kayu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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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需要亲临日本,就能了解到西方的影响在那里的流行文化中有多么泛滥。如果你听过日本流行歌手煞有介事的低声吟唱着不靠谱的英文短语,或者看到过到处狂热闪现的“V”手势,可能你就能领略到其中的概要了。


我自己作为一个完全痴迷着日本文化长大的小孩,相对于此颇有几分认同。和那些想要领略各种美国文化的日本年轻人一样,我也(而且肯定还有别人!)试图抓住他们的那种异域之美的魅力所在,并据为己有。我甚至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跑去弄了个日本汉字纹身。


这两种文化实在是在各个方面都截然不同。价值观,社会风俗,习惯,甚至视觉环境和沟通方式,看似都处于社会光谱相反的两端。可能正是因此,这两种文化的交集在表述恰当的时候却显得特别完美。


粥川由美子在北海道奈井江町的一个小镇长大,那里是日本最北端的地区。和许多日本小孩一样,由美子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长大。与众不同的是,由美子小时候就接触了罗伯特·威廉姆斯的作品(Juxtapoz杂志的创立者和地下艺术的传奇人物),开始孕育出一种交织融汇两钟文化的审美趣味。


这种融会贯通颇具一语道破天机之势,她将胆大妄为不修边幅的美国文化与日本美学中微妙的民间传说和象征主义并置一处。这可不是我们中间随便什么人就能做好的。


一边期盼着她这个周末将在射击场画廊举行的个人作品展,我逮到了粥川由美子,就这种文化融合以及她的天才艺术作品做了一番探讨。-伊莉斯·亨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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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川由美子

 

伊莉斯·亨尼根:你是在北海道的小镇长大的,曾经想象过你的作品会激发出这么多的国际粉丝么?


粥川由美子:我从没想象过自己会成为艺术家。我的家乡奈井江町人口大约有6500。那儿可没有画廊或者艺术相关的工作。没有娱乐-连电影院都没有。我的童年环境就是周围的马场和稻田。小镇坐落在群山之间。但是拥有这样自由的童年对我来说真的很棒。

有一件好事是这个小镇的配送还是很不错了,因此我能从杂志和电视节目上得到娱乐信息。17岁的时候,我很幸运的在枪炮玫瑰的首张专辑中,偶然见到了罗伯特·威廉姆的艺术作品(我非常崇拜他)。我很惊讶,身处这样一个小镇,我居然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


你觉得,这种结合了西方形象和主题与日本传统,漫画风格的插图,是你创作的自然过程,还是说,在某个时候,你有意识的决定要把这两者整合在一起?


我成长在日本传统环境中,并受到西方文化的启迪,因此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过程。我已经画了很长时间的漫画,那些故事中的人物总是很西化,却用非常日本的风格描绘出来。尽管那时候我甚至都没意识到那是日本风格的呢。

后来,我看到一张摇滚明星身着和服的照片。在一张摇滚乐照片中看到一件古典花卉设计的和服感觉太酷了。这使我睁开双眼从另一种视角来审视那些“古典”图案。

然后我开始喜欢有意识的将这两种影响混合在一起。我发觉这种东西其实是我生活的一种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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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即将在射击场画廊举行的展览“苍凉狂野的东方”强调了这种文化的融合。这就是展览的聚焦点么?


是的。那就是主要的焦点。我已经从日本移居美国4年了,我感觉自己的视野正在逐渐变化。

过一种我过去只能想象的生活是非常有趣的。而且,这使我能从外部观察我成长起来的那个国家。这种对比给了我许多灵感。带着对故国的眷恋,生活于这个新世界,对这种经历的感受促使我创作了这些作品。


你有喜欢的漫画人物么?


我是漫画家鴨川つばめ的大粉丝,我喜欢他70年代的漫画“マカロニほうれん荘”里的膝方歳三。

 

Tiger_Gate

 

你现在住在哪里?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的工作室?


我住在西雅图,我的工作室就是公寓里厨房旁边的一小块地方。我在一张可调节的桌椅上画画,我有一个书架,上面堆满了研究用的漫画画册和时装,摇滚杂志,还有颜料盒和活动内框等等。

地方真的很小,不过我整理的很好,我以前在日本住的地方还要小得多呢。:)

我的桌子面对着一个大窗户,我可以愉快的看着公寓外头松鼠和小鸟们在树上蹦来跳去。


你的作品中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象征,从宗教神话,民间传说,相关的流行文化,直到日文汉字符号。在使用这些象征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具体的共性影响着你?


他们全部来自我的感受,或者说是我生活中熟悉的一些东西。我是奶奶和外婆带大的,他们给我讲过许多民间神话和基于宗教的古老习俗。

从小时候起我就热衷于流行文化。我基本上是个媒体迷而且现在依然如此。

有趣的是,我年轻的时候,曾喜欢在画里使用英文单词。因为你要知道,英文在日本就和汉字在这边一样酷。当然我得查查字典。或者请别人编一些“很酷的英语”。但是这么干从来没能达到完美,而且也不是100%属于我自己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明确的感受到了这一点。

既然我开始在作品中使用日文字符了,我觉得这下像是“我统治着自己的世界”了。

 

Ghost

 

你的图像典型的表现出特别依托于叙事体。你在作画的时候总是在心里有一个故事么,还是说有时候你追求的就是纯粹的美感?


大半时间我在心里有个故事。我曾画过很长时间的漫画,在创作一幅作品的时候,我有点习惯性的通过一个画面来展示一个故事。我一般先想一个标题,然后设计画面去演绎这个标题。

更多粥川由美子的信息,欢迎访问她的个人网站:www.sweetyumiko.com

德意志证交所摄影奖:小猫胡须和战争地带

作者:Adrian Searle

来自:guardian.co.uk

原文:Whiskers and war zones at the Deutsche Börse


从化妆舞会打扮的孩子们到贝鲁特轰炸造成的破坏,本届德意志证交所摄影奖的竞争者们涉猎广泛且雄心勃勃。

 

Sophie Ristelhueber

这活麻烦时间又紧...局部,索菲·Ristelhueber的摄影作品11次爆炸,第五号,2006年


看看猫咪带回家些什么:老鼠,小鸟,虫子。在今年的德意志证交所摄影奖展览中,英国摄影师安娜·福克斯展出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名为“猫咪的礼物”的书。呈六角风琴状打开的书页参差的摆放在书架上。墙上的照片拍的是福克斯的朋友琳达,这个玩摇滚的姑娘喜欢把自己打扮的精灵古怪又好玩。在她这里你完全看不到南·戈丁作品中那种危险的躁动。琳达的照片混杂在其他记录英国乡村生活即景的摄影作品中。此外还有好些穿着打扮起来拍的照片。也许他们应该来个遴选,就像大肆屠戮英国乡村的电视剧“杀机四伏”里的那种温柔的谋杀。庞克小伙穿的就像要在童话剧里反串梳着钢丝头的贵妇;这还有一对儿戴着恶作剧商店买来的面具。照片的色彩都是过度明亮,喜气洋洋的,就像马丁·帕尔借着令人牙根疼的痛苦方式普及流行起来的那种色调,尽管它完全没有帕尔那么甜腻。


福克斯的作品大体上是一场化妆舞会,由各种无关紧要和微不足道之物组成的,只有其中一个系列不同。“我母亲的橱柜和父亲的话”,这个作品将存放着包装纸,陶器和玻璃器皿的架子,和他父亲的话,用精美的字体排版之后,并列在一起。这些话是那种愤怒的病态男人才说的:“我要用一把牡蛎刀把你妈撕成碎片,”在一个明亮的磨光玻璃酒杯架子旁边,是精神病式的宣泄:“她又他妈的开始咔嚓咔嚓的闹心了。你就不能你妈x不咔嚓么。”无疑福克斯一家完全过不到一块儿。这个系列有一种想对此进行驱邪念咒的气氛;你能想象出那些忍耐与折磨的日常景象。至于其他的,福克斯的作品也许能给杂志和报纸带来点趣味性的吸引力,但是成不了什么气候。


这个奖项面临的问题之一-一个国际奖-是这些入围竞争三万英镑大奖(三名二等奖每人三千英镑)的作品,几乎没有获得足够的空间来充分展示。摄影家画廊两年前搬到了伦敦牛津街附近的这座建筑中,今年夏天将闭馆进行大规模改建。这实在是很有必要,如果这个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奖项还想保住它的地位和可信度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必须得给观众一个真正值得一看的展览。


贝尔法斯特出生的多诺万·怀利拍摄了迷宫监狱的照片,阴森的一间间牢房和冷酷的营房,这是一座为失败政治策略树立的阴郁的纪念碑。无穷无尽的灰暗而单调的小块天空,电线和瓦楞钢板。很难说清这些照片是本来就是黑白的,还是那个地方的色彩已经被完全吸干了。远处还有一幅随拍小景,是唐郡嫩绿的田野和森林。伯尔尼和希尔·比彻曾花费数十年记录拍摄工业建筑,怀利的照片有类似的疏离感与正面凝视的手法。这些照片同样有一种几何学上的冷峻,封闭的景象总是以墙壁和电线告终。它们显得重复乏味,不得已的话,你可能得算着时日在这个地方呆上好多年。


这些照片总是单调的俯瞰全貌,就像是英国军队拍摄的,臭名昭著的工字形大厦,厨房,医院,干洗店,都一一标示了出来。怀利还在其中包含了几页剪贴册-那是1970年代和80年代由他的叔祖父编制的。尚克希尔路美国风味冰激凌店的广告,北爱共和军临时派和阿尔斯特防卫军的宣传彩页,地方报纸的讣告。死亡人数又升高了。墙上伊恩·佩斯利的画像微笑得就像是一位和蔼的大叔。


摄影总是带有不可否认的自传体元素-毕竟,拍摄者必须亲临其境,即使他们是被派去的。法国摄影师索菲·Ristelhueber及其作品的关系颇为复杂而引人探究。她曾经在科威特战区和贝鲁特的废墟中工作。在约旦河西岸和法国乡村,在土库曼斯坦和叙利亚,在轰炸机机场和她父母周末躲清静的卧室,她都拍过照片。很难弄清她自己拍摄的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她虚构和改造过的,哪些是她从家庭相册里翻拍的。她说过她混合了事实和虚构。(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东西都是如此。)她还展示了一张放大的旧照片,她自己和其他几个小孩,穿过花园栏杆凝视着光线明亮的街道。我们看不出光亮里有些什么,尽管这对照片本身意义颇为重大。这是一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照片,但是很难把握。联系与分离是混乱的;你必须对它们仔细研究。一个不知名的黑色人形,头部被照片上缘切掉了,站立在路上的瓦砾中。这是一幅无缝拼合的画面,结合了一张现成的弹坑照片和Ristelhueber自己作品的局部。有些作品装了框,有些则直接贴到了墙上。时间空间都崩溃了-不同的过去,不同的现在。


佐伊·莱纳德展示了来自同一作品集的大量照片,全部使用一台旧禄莱拍摄。这个美国人的照片拍的是商店门面和橱窗展示,大多取材自纽约下东城,那里长期生活着许多艺术家。其他照片是在西非拍的。大堆的鞋子和成卷的布料;一排排夹克衫和冰啤酒广告;堆积如山的床垫和手推车推着一台旧电视机。在许多岁月流逝的窗口中有时光荏苒的欢愉,也伴随着悲惨与贫困。不管她在拍什么-一个服装区陈列橱窗,一个用“艺术家”字样装饰起来的,东倒西歪的粉红色小屋-都变成了客观的人类记录-显现出隐忍恬淡的乐观主义。所有的图片大小都一样,并呈网格状排布。


莱纳德对被忽视的东西独具只眼,她的作品非常清晰,严谨,执着,集中。怀利亦是如此,莱纳德的记录则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她很可能赢得此奖项。我看福克斯的戏不大,除非评委们眼光不高。但是你猜怎么着?Ristelhueber作品的错综复杂最终俘获了我。尽管我对它没完全理解,它却把我说服了。


2009年10月29日,今年德意志证交所摄影奖的入围作品已经公布。安娜·福克斯,佐伊·莱纳德,索菲·Ristelhueber,多诺万·怀利将角逐三万英镑的大奖,该奖项每年颁发给对欧洲摄影做出杰出贡献的摄影师。2010年的比赛将聚焦在性别,国籍,监视,政治冲突上,预计2010年3月17日公布获奖者。


2010年2月12日-4月18日将在摄影家画廊举行预展。


Deutsche Borse: Anna Fox, from the series The Village (1991-1993)

安娜·福克斯,选自“村庄”系列(1991-1993)

福克斯剖析了不列颠生活中的怪诞与平庸,因此获得提名,评委主席和摄影家画廊主任布雷特·罗杰斯说。

 

Deutsche Borse: Anna Fox, from the series Country Girls (1996-2001)

安娜·福克斯,乡下姑娘(1999),选自同名系列摄影

 

Deutsche Borse: Zoe Leonard, Image from Analogue (1998-2009)

佐伊·莱纳德,选自其“模拟”系列(1998-2009)的一张照片

评委认为“莱纳德以其独特的城市人类学方式横跨多种摄影风格”。

 

Deutsche Borse: Zoe Leonard, Image from Analogue (1998-2009)

另一张莱纳德的“模拟”系列照片

 

Deutsche Borse: NORTHERN IRELAND. The Maze Prison. Sterile, Phase 1 (2003)

多诺万·怀利,不毛之地,阶段1(2003)

获特别授权拍摄北爱尔兰迷宫监狱,怀利捕捉到的东西被评委称之为“建筑的心理特征”

 

Deutsche Borse: GB, Northern Irel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Maze prison (2009)

多诺万·怀利,拆除迷宫监狱(2009)

 

Deutsche Borse: Sophie Ristelhueber, Fait (1992)

索菲·Ristelhueber,事实,第31号(1992)

Ristelhueber在战事平息已久的战区拍摄,记录下战争遗留的冲击

 

Deutsche Borse: Sophie Ristelhueber, WB No 7 (2005)

索菲·Ristelhueber,WB 第7号(2005)

罗杰斯评论说,她揭示了自然和人文风光中的历史痕迹,这种手法给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地形学摄影,从平淡中寻找美

作者:Sean O'Hagan

原文:guardian.co.uk

来自:New Topographics: photographs that find beauty in the banal


美国的工厂,交叉路口,房车停车场,借助这些荒凉而带有古怪浪漫色彩的图像,威廉· 詹金斯1975年的展览颠覆了风景摄影的规则。现如今它还能有这样的冲击力么?

 

New Topographics: Stephen Shore

单调的让人犯困...斯蒂芬·肖尔拍摄的德州普雷西迪奥的一条小路(1975)

 

威廉· 詹金斯创造“新地形学摄影”这个词已经过去了35年,一群策展人展示了收藏在纽约州罗切斯特乔治·伊斯塔曼纪念馆的美国风景摄影作品。展览包括168幅形式严谨的黑白照片,包括街道,仓库,城市中心,工厂,郊区住宅。总的来看,它们似乎都断言在平淡中存在着美。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没人喜欢它,”去年展览在洛杉矶县美术馆再次推出时,参展摄影师之一弗兰克·戈尔克对洛杉矶时报表示。“我觉得说它是一出万人嫌的展览也不为过。”


展览沉闷的副标题是“摄影照片,人为改变的风景”,这暗示出其中更深的统一主题。从诸如戈尔克,罗伯特·亚当斯斯蒂芬·肖尔刘易斯·巴尔茨尼古拉斯·尼克松这些美国摄影家的作品中,詹金斯识别出一种兴味,他们都对70年代美国城市化造就的风景很感兴趣。他们真实的,印制精美的照片在平淡却有一种奇怪而迷人的面貌,它们不仅是对周边的世界日益市郊化的反思,也是对专制的抗争,当时热衷于拔高原始与自然的理想化风景摄影占据着统治地位。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拍摄这种作品就是要反对传统的自然摄影,像安塞尔·亚当斯爱德华·韦斯顿的那些作品。


亚当斯可能是当今最知名的,对美国消失的荒野进行编年记录摄影的人,他将照相机指向怪异空荡的街巷,原始的拖车房屋停驻场,一排排标准化的村屋住宅,全部规范统一的城郊开发正稳定的四处蔓延。巴尔茨拍摄的照片赤裸裸的展示了奥兰治县办公建筑和工厂仓库的墙壁。尼克松则把精神集中在城市的内部发展上:摩天大楼使以前各个时期的建筑相形见拙,高速公路,棋盘形的街道,这种明显的不现实感使得在某些美国城市中,步行的人看起来就像一名闯入者。

 

Hilla Becher's Pit head in Bear Valley, Pennsylvania (1974)

冷漠的建筑...希拉·贝歇尔系列摄影局部,宾夕法尼亚矿坑地上部分(1974)

 

詹金斯在展览中也包括了伯尔尼和希拉·贝歇尔的美国作品。贝歇尔为宾夕法尼亚盐矿和巨大的碎煤机拍摄了不加矫饰的影像,和他们在德国拍的冷却塔和工业机械一样冷漠。这种对一个新美国的凝视暗示出其中必然有些欧洲人的成分。


只有一位摄影师肖尔拍的是彩色照片。他拍摄的无名十字路口和街道似乎给人一种超脱的感觉。肖尔受到埃德·拉斯查的影响,这位冷漠的加州概念主义者,在6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艺术书籍,它们毋庸解释的标题包括诸如26个加油站,一些洛杉矶公寓,落日大道上的每一栋建筑。这次展览对稍后出现的沃克·埃文斯的作品也表示出赞许,这位摄影师通过拍摄路牌,广告牌,汽车旅馆和商店门面,建立一种美国的民俗肖像学,


现在,埃文斯的照片为那个近乎消失的美国带来了浪漫的回潮。新地形学摄影展览展出的摄影师作品,已经由施泰德收录在一本朴素精美的同名画册中,它们多半看起来很现代-似乎仍能制造麻烦,因为它们过于实事求是,近乎于枯燥的反映出统一和平淡。我在出版业工作的一位朋友完全摒弃这本书,他说:“要是我想委托一群作者写些关于无聊的散文,我想要的可不是一堆本身就很乏味的文章。我也不会给它起一个狂妄的后现代书名。”我怀疑在纯净的艺术摄影世界之外,有多少人会同意这种说法。


然而,新地形学摄影运动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你可以从安德烈·古尔斯基保罗·格雷厄姆坎迪德·荷弗尔的作品中察觉出来。多诺万·怀利客观的拍摄了空荡荡的北爱尔兰迷宫监狱,近期入围德意志证交所摄影奖,这多半可以作为施泰德一书的当代附录。


1975年的新地形学摄影展并非恰逢其时,那时候平庸之物明显没有变成可以接受的,合情合理的摄影对象。但是这种在理论驱使下的摄影一点一滴的开始渗透到更广泛的当代艺术世界。回顾过去,你可以看出这些“人为风景”的影像带出了政治信息,并有意无意的折射出日益增长的忧虑,工业开发和城市扩张如何侵蚀着自然风景。


再回来,詹金斯似乎已经预料到公众对这次展览的反应。大学生在乔治·伊斯塔曼纪念馆当场采访了观众的反响,大多是负面和不屑一顾的。一个人很意外的在亚当斯的一张照片中看到了他的卡车,并利用这个机会发表意见:“起先它们真的感觉平淡无物,但是你接着真正仔细观察它们,其实它们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这确实有趣。”


再看看这个


用老式35毫米照相机和黑白胶片拍摄, 贾科莫·布鲁内利的动物摄影-驯养的和野生的,死的和活的-感觉激动与恐怖交织。在他伦敦的家附近,他徘徊在田野街巷寻找猎物,常有意外惊喜;偶尔也会被吓一跳。2010年3月26日前,动物们的照片将在伦敦影像熔合画廊展出。

 

New Topographics: For Sean O'Hagan on Photography

无题,选自系列摄影66号公路汽车旅馆(1973)

 

New Topographics: Mobile Homes, Jefferson County, Colorado by Robert Adams

活动房,杰斐逊县,科罗拉多(1973)

 

New Topographics: Tract Housing, North Glenn And Thornton, Colorado by Robert Adams

道边房,北格伦和桑顿,科罗拉多(1973)

 

New Topographics: Tract House, Westminster, Colorado, 1974 by Robert Adams

拖拉机库,威斯敏斯特,科罗拉多(1974)

 

New Topographics: View Of The Boston Public Library, 1974 by Nicholas Nixon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一景(1974)

 

New Topographics: East Wall, Mcgaw Laboratories, 1821 by Lewis Baltz

麦高实验室东侧面,兰利1821号,科斯塔梅萨(1974)

 

New Topographics: Irrigation Canal, Albuquerque, New Mexico, 1974 by Frank Gohlke

灌溉渠,阿尔布开克,新墨西哥(1974)

 

New Topographics: Landscape, St. Paul, Minnesota, 1974 by Frank Gohlke

风景,圣保罗,明尼苏达(1974)

 

New Topographics: Pit Head, Bear Valley, Pennsylvania by Hilla Becher

矿坑地面部分,熊谷,宾夕法尼亚(1974)

 

New Topographics: Preparation Plant, Harry E. Colliery Coal Breaker, 1974 by Hilla Becher

预选车间,哈里E煤矿碎煤机,威尔克斯-巴里,宾夕法尼亚(1974)

 

New Topographics: Tucson, Arizona, 1974 by Henry Wessel

图森,亚利桑那(1974)

 

New Topographics: Untitled View (Albuquerque), 1973 by Joe Deal

无名景观,阿尔布开克(1973)

 

New Topographics: Untitled View (Albuquerque), 1974 by Joe Deal

无名景观,阿尔布开克(1974)

 

New Topographics: 2nd Street East And South Main Street, Kalispell, Montana by Stephen Shore

第二街东南主干道,卡利斯佩尔,蒙大拿(1974年8月22日)

 

New Topographics: Alley, Presidio, Texas by Stephen Shore

土路,普雷西迪奥,德州(1975年2月21日)

 

New Topographics: Buildings On Tremont Street, Boston, 1975 by Nicholas Nixon

特莱蒙大街上的建筑,波士顿(1975)

调查圈外艺术家:难以定义的领域

作者:KEN JOHNSON

来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原文:A Survey of a Field Hard to Define

 

 

圈外艺术节将在这个周末举行,正好借这个机会大家都来问一问,圈外艺术家到底是啥东东?要是从代表此次艺术节的这38位艺术家来判断,回答起来还真不简单。他们实在是超级庞杂的一捆人。


其一,不是所有的圈外艺术家都没受过教育。莫顿·巴特利特(1902-1992)在1950年代创作了那些青少年萝莉人体模型,它们的栩栩如生令人讶异,而且符合人体解刨学,他可是上过哈佛的。关于他的这些性征不当的人偶,在马里恩·哈里斯的展位上可以看到一些吓人的黑白照片,那是用他自己的摄影负片制作的。而另一位同样具有色情兴趣的前哈佛生,是马尔科姆·麦克森(1909-1999),他的专业是艺术史。他那诡秘的修拉风格墨水素描,幽灵般的人物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反常,但是他用这些画作为一部半自传体淫秽小说的插图,内容是关于一位听命于女施虐狂的年轻人的。这部小说名为“母系社会:束缚中的自由,”拳击手亨利画廊有副本和几幅画供您欣赏。


尽管有时候圈外这个称呼确实暗示着某种不足:比如,许多圈外人在精神病院蹉跎了不少时日。你可以在多个展位找到马丁·拉米雷斯构图优雅的线描,那些由牛仔,火车,隧道和山脉构成的风景画,他的成年生活大半都在医院中度过。


还有些人受到某种形式的孤独症的折磨,或者达不到平均智力能力。朱迪斯·斯科特广受赞誉的线球雕塑在不只一个展位上展出,她是个唐氏儿。当然很多得了这些病的人并不是艺术家,因此显然这里面还有别的因素,所有圈外艺术家的共性可能是某种更积极的特征。


 

幻视(visionary)这个术语适用于一些,但不是所有的圈外艺术家,他们描绘那些想象力纵横驰骋的幻觉。比尔·泰勒(1854?-1949),在只有民间画廊展出了11幅代表作,用极富格调的,简洁的水彩来表现动物和人物,但是这些画没有一丁点暗示出他的灵感是来自于任何超出平常现实世界观察和记忆的东西。


有些圈外艺术家的作品和主流艺术走得太近,你会纳闷该怎样去界定他们。霍利·法雷尔(出生于1961年),一位所自学成才的加拿大艺术家,在贝伦贝格画廊展出,他创作的严格写实主义的绘画静物,诸如蝴蝶结领结,小姑娘的装饰,还有绿色的扶手椅。它们光滑的表面也许显得略微异质化,但是如果你在一座切尔西画廊中见到它们,你就很难将其作者顺理成章的看成一位圈外人。


 

尤金·范·Bruenchenhein(1910-83)是另一个临界案例。作为一名密尔沃基居民,他有些怪癖但颇具城府。观众熟悉他那些半抽象的,宇宙大灾难式的绘画以及他妻子的色情照片,但是在凯文-莫里斯画廊,我们却惊异的发现了他制作的精致的陶器花瓶。它们使用薄片状小块粘土制作,用内脏粉红色和水蓝上釉,伟大的陶器艺人乔治·欧尔制作的那些容器堪称它们的表亲。


 

展览中的许多作品显示出一种集中精神的勤奋,但是这种正常的品质常常被错误的称之为执念。比如,尤金·安多尔塞克(1921-2008)在美国原始风格馆展出的华美的彩色墨水素描,就可能会被这样描述。安多尔塞克说描画这些中心对称的,特别复杂而色彩鲜亮的曼荼罗,是缓解其难以忍受的焦虑的一种方式-一种自我催眠。但是对专业人士来说,进行艺术创作同样能满足这种需要。因此尽管安多尔塞克被从主流艺术文化中区隔出来,他的作品却没有暗示出任何古怪的想法,类似于会产生出比如说亨利·达格的那种艺术,这位艺术家为人们熟悉的是其暴力叙事体的图像:有小jj的裸体萝莉。


 

想看点别的真正奇怪的东西,去利寇/马雷斯卡看看德罗索斯·P·Skyllas(1912-1973),那里有他为穿白色长裙的女子画的正式画像。这张画以类学院派的古典风格画成,但是你越仔细研究就越觉得它看起来怪诞。这位体态丰满的女子站在壁炉前,旁边的花瓶里插着的一束妖冶的玫瑰,在身后是另一幅女性肖像画-或许可能还是她自己-挂在墙上。画中画上的女子看起来和前面的女人同样是活着的。就好像她正从窗口望进来。肖像画家玛格利特都会觉得嫉妒。


克利夫顿·苏尔泽的人偶,卡尔·汉默画廊,

 

加里·希尔森和默西迪思·凯利的绘画作品,喷泉画廊。

 

珀尔· 布劳维尔特是圈外这个词最完全意义上的表现。她生活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小村庄,隐居在一幢1950年代尚无中央供暖和自来水的房子里,她以乡村巫婆闻名。在她死后很久,才在房子里发现了数百幅画在笔记本纸上的素描,与其说这些画玄秘,还不如说是天真烂漫。她仔细的描画了衣服,家具,建筑,和自己发明的纸币,它们正在麦克斯威尔展出,这些作品拥有一种甜蜜的,欢快的魅力。


看来布劳维尔愉快的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幸福的忽视了专业的学院美术规则。她是否真的对自己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满意,没人会知道,但是她的画使得这种处身圈外就像是一种上天的恩赐。


动物玩偶,Just Folk画廊

图片摄影:纽约时报Michael Falco

凝结弗拉明戈的瞬间,暗示出这个迅疾似火的世界中的奥义

作者:ALASTAIR MACAULAY

来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原文:Freeze-Frame Flamenco Hints at the Mystique of a Fast, Fiery World

 

英格·莫拉斯拍摄的肖像,拉·戈隆德里纳正在做地上后卧鱼,1954年,西班牙格拉纳达。现在正在光圈画廊展出。

 

纽约年度弗拉明戈节将在星期四揭幕,值此之际,分开在两个地点举行的一次展览恰好开始。它们以照片的形式展示了弗拉明戈,其中一些作品拍摄于19世纪。


在切尔西光圈画廊和海龟湾塞万提斯学院阿姆斯特场地画廊的展览在格调和内容上小有区别。最好是尽快连着把它们看完。总标题是“不许唱歌:弗拉明戈与摄影”(尽管在我参观光圈画廊的时候,那里放了一些老的弗拉明戈录音作为背景音乐-我想我认出了拉尼娜·德萝丝·佩妮丝的声音,在所有有录音的弗拉明戈歌手中她是最迷人的)。策展人是何塞·莱布莱罗。


这些照片提醒了我为什么许多批评家害怕评论弗拉明戈。先不管它的服装和姿势,它就不是一种上像的艺术。它的舞蹈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打击乐,而且节奏很复杂。因此欣赏每个画廊展出的数十幅照片都验证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有趣,气氛浓郁,但是大体上只是这种艺术本身的周边内容。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张照片包含严肃的舞蹈信息。一张伊瓦涅斯的照片显示出胡安·莫里利亚踮起脚尖凝立着,从手臂到足跟绷紧,摆出一个典型的弗拉明戈圆弧,恰似一张弯弓。索菲·艾尔巴兹1995年的一张照片抓拍的是阿德利娜·瓦哈尔排练火焰之舞,它完美的图示了舞者以非比寻常的程度向后拉开手臂和肩膀(远远超过芭蕾中曾认可的幅度),在弯曲脊椎的同时抬起手臂在头部前后形成光环的姿势。英格·莫拉斯则捕捉到拉·戈隆德里纳在作精彩的地上后卧鱼。我没见过有弗拉明戈舞蹈者在表演中尝试过这个动作。


“吉普赛舞”,画家皮埃尔·波纳尔1901年拍摄的一张模糊的棕黑色照片-只是由于其拍摄者才显得不同寻常-这张照片表现的是舞者手臂放松的弧线。1909年保罗·哈维兰在纽约(在克拉伦斯·H·怀特的画室)拍摄的一张照片展示的是舞蹈家Faico,他的膝盖微微弯曲着,手臂保持着反向曲线。

 

光圈画廊,伊瓦涅斯拍摄的一张照片,据信来自1960年代,抓拍的是胡安··莫里利亚的站姿

 

这里还能看到知名摄影师的作品-阿道夫·德梅耶,曼雷,卡蒂亚-布列松,布拉赛-但是显然他们并不是在发掘那些使弗拉明戈舞者或音乐家引人注目的东西。布拉赛1951年的系列摄影“塞维利亚博览会”包括一名妇女正在缝衣服的生动瞬间;卡蒂亚-布列松的作品是在土耳其拍的一个摆姿势的男人,但显然不是弗拉明戈。卡洛斯·绍拉拍摄的照片,和他那著名的弗拉明戈电影一样,对我的品味来说太过艺术而缺乏说服力,但是他对玛丽亚·佩姬丝(周末将在城市中心表演舞蹈)的表现方式看起来很有趣,朝向门道的剪影看起来就像一幅蒙德里安的画。


偶尔也得蹭蹭面子。这里,在一张照片中,毕加索和让·考克多据说是在斗牛,而在另一张照片中有萨尔瓦多·达利。穿着紧身裤的约翰·列侬正向另一位甲克虫成员展示一种弗拉明戈舞步;身着吉卜赛服装的莱妮·里芬斯塔尔在电影“低地”中;还有让·雷诺也摆了个姿势,你也可以把它附会到西班牙之外的许多国家上。我们可以看出弗拉明戈引发的各种活力,就像在马辛的西班牙芭蕾舞剧“三脚帽”中,佳吉列夫的俄国芭蕾舞团所表现出的那样。


但这里也揭示出一种社会学样貌,你能感觉到音乐家,观众和舞者之间紧密共享的沉迷。这次展览中也有说教,最醒目的是,在1964年的一张照片中,EI法鲁果正在看一个男孩在街头跳舞。我们还能看到两个姑娘正在西班牙的美军基地表演,但是小伙子们并没认真在看,那是1959年。巴塞罗那,一个美国海员出现在一堵墙前面,上头厚厚的糊着各种本地舞蹈演出海报。


部分最著名的弗拉明戈艺术家出现在展览中,但是很少是在表演:在明信片中,牧师因佩里奥正在休息;在特写镜头中有卡门·阿马亚的双手(甚至是他去世之后拍的)。还不错能看到拉·阿珍提娜的照片,她热情的笑着露出上下两排牙齿,并一边旋转着裙摆。男的有长发的乔昆·柯蒂斯(以其坏小子的性感著称)和伊斯瑞尔·加尔万(将在今年的弗拉明戈节中表演,并且据说要摆脱弗拉明戈中的那些陈词滥调)。他们的艺术特质很难从墙上看出来,而且吉卜赛生活作为这种艺术风格的根基也几乎不存在了。但是你能看到弗拉明戈既是一种自尊的源泉,也是一种名望的追求。

逃亡者-计算机动画比赛(cgchallenge)“秘密特工”

作者:Richard Spriggs

来自:cgsociety

原文:The runner - "secret agent" cgchallenge


最佳动画奖获得者,理查·斯普林格,讲解他在第24届计算机动画比赛“秘密特工”中的作品。


 

概念

第24届计算机动画比赛的主题“秘密特工”令我感到非常兴奋。我的目标是制作一部从一开始就充满紧张气氛的动画。我希望它是快节奏的,并且看起来激动人心的。我从手绘概念草图开始,但是最终我在3D中规划出整部作品,在制作这部作品的同时,其概念就逐步显现出来。鉴于秘密特工是动画的主人公,我围绕着他来编故事:逃亡者


 

他得是一个步履轻快身,手敏捷的人物,才能与整个故事的气氛相符。我知道这个人物不应该拥有那种典型的“邦德”外表形象,因此我决定他应该是一个更加非典型的人物,得心应手的混迹于黑白两道之间。直到动画结尾我们才发现,他不是我们开始预料的那种英雄人物。


我的主要目标是保持故事简洁,以便能很好的执行。在这个开放酒店房间场景中,放置了一些其他视觉元素,暗示出故事的背景,对接下来的事件做出铺垫。重要的是最后一幕要呼应故事开头的一幕,从而完满的符合三一律,并使整个动画自圆其说。借助于循环故事线,它同时还能激起观众的好奇心,使他们将整部动画再看一遍。


 

动画

既然动画中没有对白,我集中精力制作角色动画带出故事情节中的感觉和气氛。我力图保持现实感,同时在动画的某些部分有所夸张,以便强调逃亡者迅捷利落的身手,我看了许多跑酷视频作为参考,有助与我描绘这些特点。


我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试图在动作设计中,使相互关联的多个角色之间的动作运动自然,看起来不会令人觉得生硬。我在上面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使它看起来就像每个角色都在以自己的步调运动,同时仍然参考着别人的动作。


我做动画的时候喜欢在脑子把整个动画都计划好,再开始在电脑上做。


 

一旦开始,我通常在场景调度和一气呵成动画之间谋求一种平衡。对于更复杂的一组镜头,比如打斗场景,我喜欢把每个镜头依次划分成单一的明确动作。


我先从场景的主要运动着手,然后将所有周围角色的动画与这种运动同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在曲线模式(spline mode)中制作一气呵成动画,我发现这样更容易决定角色之间的时间关系。


 

我希望这部动画紧凑,没有单纯拖延动画长度的不必要场景或事件,安排的动作必须使动画以快速的步调推进,看起来与这种遭遇性冲突合拍。


“秘密特工”比赛的时间限制意味着我必须快速做出选择。这意味着我不得不考虑怎样才能节省时间,同时需要在什么地方花最多的时间以获得最好的效果。


 

建模

“逃亡者”所有的建模都是在Maya中完成的。许多设定是围绕着动画角色本身创作的。


我会先用基本的多边形形象代表全套设定来制作该场景的动画。


一旦我对动画和运镜感到满意,我才对设定的其余部分进行建模。这种方法使我可以只建模每个场景中需要的部分,从而避免浪费时间去建模那些在特定场景中不会出现的背景部分。


 

我总是确保角色模型具备正确的拓扑,正确的循环边,从而在动画中正确变形。

 

特警队员角色的面部复制自主角以节省时间,这样就可以对他们全部使用同一个形状融合变形器。


角色做了一定的风格化,如果我需要夸张一些运动,这样会显得更可信。


 

绑定

角色的绑定是通过Anzovin Studios为Maya开发的插件“The Setup Machine 2”进行的。这种方法可以很好的加快绑定过程的速度。


绑定设置器在手臂,腿部,脊柱和头部有IK/FK(正/反向运动仿生学)开关。面部表情使用了形状融合变形器。


我为面部制作了27个表情。我借助设置驱动桢使眼脸跟随眼球运动,赋予它们更自然的感觉。通过设置控制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单独移动眼脸。


 

纹理材质

对纹理材质,我只是用了彩色贴图。为了省时间我没有使用任何高光贴图和凹凸贴图。如果我愿意再在这部动画上多花些时间的话,我会完成这部分工作。


我手工进行动态纹理设置,主要使用平面和圆柱贴图,同时对小件物体使用自动贴图。重要的组通常使用8K大小的纹理贴图,不太重要的用2K。


光线/渲染

每个场景的光线刻意保持简单。我没用全局光照或者最终聚集,取而代之的是,在需要更多光照的时候,我使用了主控光,补光,轮廓光作为基本照明设置。我尽量将渲染器保持在一层,这样Maya渲染的效果几乎就是最终效果。


然后我在这个Maya渲染器中加入了一个环境遮挡层。色彩通道(color pass)模式下渲染时间约为2分钟,环境遮挡通道(ambient occlusion pass)模式下还要再加2分钟。After Effects用于全部后期制作。


 

音频

“逃亡者”的音效必须充满活力,有助于保持影片激动人心的节奏,但是我不想让它分散对动画本身的注意力。我为寻觅适合每个场景的音效颇费了一翻苦心。


音频使用Adobe Premiere制作。我通常组合5种声音进行混音,得到一个接近我需要的效果。理想状态下,如果有设备录制我需要的声音就太好了。但是既然我没有,我就从freesound.org和sounddogs.com找音效,而且我还有一个以前的音效库。

 

感言

“逃亡者”是为CGSociety的第24届计算机动画比赛“秘密特工”创作的,并获得最佳动画奖。我在整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很开心。我想创作一些能让自己感到骄傲的东西,因此我在这部动画中倾注了大量心血。


我发现好的动画确实能启发人的灵感,希望我的动画也能给别人以启迪。完成“逃亡者”需要大量的工作,很难找到充足的时间。完成这部动画花了3个月,我得在晚上下班后和周末加班加点。


我非常感谢CGSociety的会员,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为动画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很享受创作中的对话和乐趣。


 

关于艺术家

我叫理查·斯普林格。25岁,住在多伦多,我现在担任Starz的动画师。


我毕业于阿尔伯塔美术设计学院,拥有美术学士学位,我参加了谢立丹学院的计算机动画研究生课程。 我真的很喜欢自己所做的事。动画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种富于激情的爱好。我喜欢挑战自我,能够赋予角色生命力为我带来极大的成就感。


近期我将致力于一些更加个性化的项目,我会帖在CGSociety和我的个人网站上。

 

相关链接

理查·斯普林格

第24届CGSociety计算机动画比赛:秘密特工

理查的参赛帖

比赛结果发布页

Autodesk Maya

Anzovin Studios开发的“The Setup Machine 2”

亨利·摩尔:不能说的秘密

作者:Waldemar Januszczak

来自:星期天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原文:The skeletons in Henry Moore's closet


除了他那纪念碑式的雕塑和大空袭中伦敦人斗志昂扬的素描,这位虚张声势的约克夏人还有点别的东西。在亨利·摩尔的战时记录背后隐藏着一份黑暗的秘密文档。


我能想象他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这位矮个,敦实,头发灰白的约克夏人,一桥飞架南北的发型赶得上博比·查尔顿,穿着乏味,褐色的老爹裤和略带灰色的斜纹软呢夹克。天哪,他可真不起眼。他是那种特别典型的约克夏老男人,你可能会在去惠特比的公路上看见他这种人,开着拖拉机在你前面走,或者在巴特维克特意穿着围裙显摆他是乡里的屠夫。他还能令人感觉到一种根深蒂固的逆来顺受。无论真正的快乐是什么,这个老男孩散发出的忧郁之感都与之截然相反。


但是别一时糊涂以为这位微服隐忍的约克夏人是孤独的,或者没人在乎他那种顺从的感觉和他的沮丧。实际上他非常著名。而现在一只饥渴的,甚至可以说拼了命的摄影师大军正从四面八方朝他身边挤过去,乞求他做这做那。“你的手,手,”他们叫喊着。于是老男孩听话的举起多毛,短粗,农民一样的十指,装作在那尊一块块隆起的金属雕塑的后面揉搓,我们就在那儿附近会合。“看这边,摩尔先生,”他们尖叫着。于是他转过身。“再摸一次,”他们坚持着。于是他继续摸。


这就是我对第一次面对面邂逅亨利·摩尔的记忆,那是1978年。后来我们还见过面。我采访过他几次。但是,在布拉德福,在卡特赖特大厅外面的第一次会面,始终凝固在我的脑海里,他那似乎已经举办过无数次的作品展,即将又一次开幕。主要原因是我不愿也无法相信这个老男孩的躬顺。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雕塑家,一个巨人般的文化见证,从北京到布里斯班都知道他的名字,却忠实的听从着这群来自布拉德福的本地摄影狗仔队的每一声吠叫命令。


狂吠的狗仔们把我撞到一边以便接近他,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不干脆转过身来让他们全都滚蛋?但是这个老男孩,头发横梳着,褐色长裤,发灰的运动夹克,阴郁的气质,不是那种能掌掴狗仔队并且公开大发雷霆的人。他不是那种当众大吵大闹的人。那他是哪种人?


此时此刻,这堪称是个正中关节要窍的问题。一次规模宏大的亨利·摩尔展正向我们走来,这次展览要证明的事情之一似乎是,摩尔并非我们想的那样。这位带鸭舌帽的约克夏淳厚长者表现出的温文尔雅只是一个表象。内在的他完全是更加黑暗,易怒,怪癖的。


根据泰特英国美术馆这次“形象破坏”活动的目录,实际上,一种强大的秘密冲动驱使着这位本国最流行的战后艺术家。他的艺术作品通常显现出令人愉悦的各种滴装斑点,象一张来自外婆的圣诞卡一样充满关爱,但它的真实目的是要从各个方面探求“卑贱的,色欲的,脆弱的,发在肺腑的”人生状况。泰特美术馆意欲暗示,邮差帕特叔叔其实是汉尼拔·莱克特医生。


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这次展览一点一滴的暗示摩尔是一个伪君子,一个伪装者,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为了树立其观点,将重新检视他那些被称之为防空洞素描的作品,那是他早年在二战期间描绘的种种悲惨景象,瑟缩的伦敦人在临时地下防空洞中拥挤在一起,在黑暗中等待着炸弹的降临。


防空洞素描可能是摩尔创作的最著名的作品,当然也最受喜爱。它们看似如此动人的捕捉到了不列颠在大空袭中的强韧与坚忍。在这活人的墓穴中,他们一起被埋葬,就像襁褓中包裹着绷带的蛆虫,眼前一片漆黑,可怜的伦敦大众默默的承受着每一件德国鬼子扔给他们的东西。这不只是一幅庄严肃穆的地下抵抗场景。每个人都曾表现出的那种坚不可摧的不列颠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动人的刻画。大体上,我们原本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根据泰特美术馆的说法,防空洞素描不是看起来的那么回事。它们的出身是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复杂,摄影狗仔队四散之后,我在布拉德福采访的时候,摩尔一直对我重复着这个词,地下素描的灵感来自难以忘怀的现实生活遭遇。关于这些画摩尔是这么说的,大空袭开始后的几天,他和妻子伊琳打算和朋友一起在西区吃晚饭。亨利通常开着他的标准8轿车,从公寓经贝尔塞斯公园进城,但是恰好那天晚上车子坏掉了。因此他们坐的是地铁。


在回家的路上,列车每站都停。每到一个新站台,都能看到越来越多惊恐的伦敦人大批涌进站台的隧道过夜:把自己埋葬在黑暗中以保持安全。震惊,感动,启迪。摩尔声称他立刻开始创作这一系列宏伟的,世界末日般的地下景象,这些作品使得他深受英国大众的喜爱,而且它们看起来给国家的黑暗时刻赋予了一副栩栩如生的面容。


这些防空洞作品改变了他的前途。他在创作这些作品之前已经获得了国际上的赞誉,但并未获得普遍的喜爱。在创作了这些作品之后,他很快被推崇为国家的瑰宝。这些作品卖的也很好。摩尔在个人财务上享有的巨大成功可以追溯至此。他从一群艺术家里借助战争脱颖而出:亨利·摩尔现在是英国最著名,最受喜爱,最富有的艺术家。


那么,泰特美术馆现在将就这些著名画作提出什么样的有趣问题?关于防空洞系列,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不是雕塑。尽管摩尔当时已经是英国做知名的现代雕塑家,战时艺术家咨询委员会-英国战时负责对艺术家发布委托的官方机构-不准雇佣雕塑家。那是违反规定的。


但是,摩尔作品的热情拥趸,委员会主席肯尼斯·克拉克,现在决定绕开这一规定。当摩尔给克拉克看他新画的防空洞素描时,据推测。克拉克如此感动,以至于坚持要摩尔接收官方的委派。“看,亨利,你可以成为一名战时艺术家,”据报道克拉克都哭了。这份工作能带来一份体面的收入。摩尔无法拒绝。然而,现在,泰特美术馆开始暗示事情发生了变化。一些密谋正在进行。而且一些东西被掩饰起来了。


回到1938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照片:共和主义者的妻子和她们的孩子在西班牙地铁里拥挤在一起:围着毯子,裹着布,缩肩弓背。“如果说现在有什么地方还是安全的,那就只有地铁里了。男人在前线,妇孺在地下,”卡帕在说明文字中哀婉的写道。


摩尔肯定看过这本书。还是在三年前,假定他真的在贝尔塞斯公园遇到过那些地铁里的伦敦人,他已经仔细考虑过这幅场景。同时,似乎在他被克拉克指定为战时艺术家的几个月前,各种活动就已经开始筹备,以便使他得到那个工作。首先,他需要停止做雕塑家。摩尔从本质上编造了那个贝尔塞斯的故事,最具毁灭性的证据是刊登在杂志图片邮报上的一组照片,母亲和孩子们在黑暗中挤在一起,比假定的地下遭遇足足早了一个月。


这些照片无疑是第一张防空洞素描的灵感来源。姿势都是一样的。这不仅动摇了摩尔版本中此一事件的前后时间关系,还证明了瑟缩蜷曲的母亲形象是从杂志架子上找来的。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对的:艺术家总是在窃取一些东西。但是新的故事线似乎减弱了摩尔作品神话般的来历。从图片邮报上摘抄姿势的这么一幅样子,比起真的在人生状况的核心中发现去它们,感觉在文化上逊色不少。


摩尔的女儿玛丽出生于1946年,晚了一点刚好错过战争,每天看着父亲工作,每天听着父亲的说教,却不记得她父亲曾提及过这种冲突。她觉得父亲是不愿分享自己阴暗面的那一代人。而且,当时确实有一件事情强烈困扰着他:规划奥斯维辛纪念碑。


他在一个为这项重任做决策而专门组建的委员会中,玛丽记得这使他的父亲一直很焦虑。他连续不断的纠结于各种问题,直到最后决定奥斯维辛不需要一座纪念碑。“我认为那个地方就是一座纪念碑,”他这样告诉9岁的女儿,尽管她还不能完全理解。


“它已经说出了所有需要表达的东西。”


玛丽的观点-这是个正确的观点,我猜想-防空洞素描触发了深埋在他父亲心中的雕塑纪念碑,作为一个小男孩,在黑暗的约克夏地下,探索那些会引发幽闭症的沙穴,那里恐惧融合着兴奋。当她最近在帝国战争博物馆看到那些画的时候,她发现它们依旧鲜活感人。“我突然发觉这些人不仅仅是在睡觉。这些人可能已经死了。它们蕴藏着如此丰富的内涵,而不仅仅是人们躲在隧道中睡觉。”


无论它们是在何时,怎样创作出来的,防空洞素描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而这正是它的全部意义所在。但是作为其神话的中心,如果摩尔确实有意为地下铁素描编造了约克夏的谎言,那关于他我们还被误传了些什么?还有什么别的秘密潜伏在他的历史里?


当我刚出道作评论家的时候,相对而言摩尔已经是非常伟大的艺术家了。到处都能看到他的影子。你无法避开他。他如此著名,看起来就像神秘博士里,盘旋在我们所有人上空的外星宇宙飞船,“孔洞之王”,他们这样称呼他,或者在某些时髦的场合,要说“凹度的意义”。


实际上,早在1951年我们的亨利,愿主保佑他,就谢绝了当时主动提议授予他的真正骑士身份。他认为对一个像他这样的劳工阶层约克夏小伙不合适,他的父亲曾下过矿井,他的妈妈一生在卡斯尔福德做饭浆洗,从没歇息过一天,让他去四处宣称自己是亨利爵士。街坊们会怎么想?


如果你因此就想像他一定是那种谦恭的约克夏人,卑微而自贬,让我来确凿的告诉你,他可不是这样的人。在他1986年以88岁高龄去世时,摩尔拥有75项五花八门的国际头衔:名誉学位,国际艺术奖项,国外艺术院校的客座邀请。他被授予荣誉勋章,并且是一名荣誉侍从。这个人对公众的认可胃口极大。


到1980年,已经有25个国家举办了70次耗资费时的摩尔展览。任何人想要逃离他的作品都需要有理查德·阿滕伯勒和他家男孩子们的那种逃脱能力。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面他们弄了些什么?一座亨利摩尔的雕塑。纽约林肯中心外面树立着的是啥?亨利摩尔的雕塑。我们国会大厦外的基座上坐着的是谁?亨利摩尔的雕塑。每天我遛弯从汉普斯特德希思到肯伍德别墅走过时看到的是什么?亨利摩尔的雕塑。


在这里,我们要解决的是,他的作品出现得如此大量,全面,密集,就像把一个枕头按在你脑袋上一样。这种名望十分令人窒息,以至于它就像切断了你的空气供应。尖刻的汤姆·沃尔夫曾对现代艺术做出过著名的抱怨,说这已经导致“在每个广场都存着一个粪球”,他脑海里那无处不在的粪球是谁的?亨利摩尔的。


因此,在他似乎没完没了的被荣誉包裹着尽享天年之后,摩尔最终谢世之时,我忏悔,我感觉并不怎么悲伤,反而非常释然。其他每个人一定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从他死的那时起人们就开始回避他,从某种立场来看,完全和他曾获得的名望一样令人惊叹。一夜之间,对亨利·摩尔的缄默突然降临大地。


我现在看来,这个问题部分是摩尔的吹嘘,自命清高的约克夏形象现在已经变得像矿工罢工一样过时了。1986年,世界正处于尖端的全新数字未来的切点上。整个不列颠感觉好像正在向南进发,在银行业里找工作。没人想要再继续盯着约克夏的石头看了,抑或从海滩上捡造型有趣的鹅卵石带回家。1950年代结束了。亨利·摩尔,再见。


多么有趣,那么,泰特美术馆的新亨利期待我们降格以求,想借助隐蔽的性向往和神秘的版权窃取得到大家的青睐。这是一种完全可以预见的品牌更新:玛莎百货被密探(Agent Provocateur)取代。说实话,你得像一名摩尔坚定而纯真的粉丝一样盲目而且无视,才不会去怀疑他那些刺激性肿块的下流出身:那些凹陷的雕塑孔洞,那些悬吊着摇摆的突出小点。


当我在布拉德福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当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他曾经在他妈妈的裸背上揉搓按摩乳来帮她缓解周身的疼痛。摩尔认为他对雕塑的感觉就是从那里产生的。当他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听起来非常的清纯。现在想起来,我就纳闷了,这怎么可能啊。


战争时期的种种黑暗面也有着模糊不明的年表。摩尔在一战时期已经够年龄参战,尽管他在前线待的时间很短,作为文职来复枪团(Civil Service Rifles)的青年兵仅在法国北部呆了几个月,但这段时间仍足够将其卷入康布雷战役了,这是伤亡最大的战斗之一。他们团有400人,康布雷之后仅幸存52人。摩尔本人中了毒气,必须送回英国休养。


他一定目睹了许多惨状和恐怖。他留下的关于战争的片语只言,带着一种学校男生对它们的兴奋劲儿,就像是在模仿“消失的战线”里的故事:“在一个溶洞里我们找到一瓶朗姆酒。下士一直紧盯着,我不得不加以控制。我说,来吧,我们得走了。可是看起来倒好像他在拉着我!准下士得到了勋章而我却没份。”错过一枚奖章是他心中的一大恨事。


说来也奇怪,在1950年代,摩尔的战争创伤似乎又裂开了,并开始疼起来。他创作了一组刺猬式的雕塑,剥了皮的人形躺在地上因痛苦而扭动,他称之为倒下的战士们。出于绝望,他们似乎不愿返回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世界大战。在另一个冷酷破坏偶像的展览中,泰特美术馆透露出他们的灵感可能“再一次”来自罗伯特·卡帕的摄影作品。这回是垂死的国民军这张著名的照片,其实这张照片可能是卡帕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伪造的。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摩尔是卑鄙的?欧,没错,你永远不应该相信一个直来直去的约克夏人?欧,没错。他伪装,密谋,并隐藏其来源?欧,没错。所有这些新发现的曲里拐弯只是冰山的一角,在亨利·摩尔淳厚长者的表面下可能燃烧着熊熊的炼狱之火?欧,没错。

 

The poignant and much-loved wartime work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Tube

悲惨而深受喜爱的战事作品,地铁里的妇孺

 

Caroline Wright and her son Harry

摩尔抄袭的1940年图片邮报的两张照片之一。姿势都一摸一样,只改了背景。

 

A member of the Womens Voluntary Service provides the children of bombed-out families with new clothes

摩尔为“地铁里的妇孺”而抄袭过的另一张照片

 

Tube Shelter Perspective borrows from an 1872 work by Gustave Dore

地铁防空洞的透视借鉴自一幅古斯塔夫·多雷1872年的作品

 

Reclining Nude (1951)

斜倚着的裸女(1951)呼应了在地铁防空洞素描透视中的妇女轮廓

 

Bronze Falling Warror

摩尔1956年的铜雕倒下的战士

铸造厂艺术空间得给18层酒店腾地儿了

作者:Esther Addley

来自:卫报(The Guardian)

原文:Foundry arts space set to make way for 18-storey hotel


十年来深受喜爱的伦敦另类艺术现场中心地带已经写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但是6米的班克斯涂鸦壁画幸免于难。

 

The Foundry pub and art venue

特蕾西和乔纳森·莫伯利夫妇经营的铸造厂酒馆与艺术会场,将被推倒代之以酒店和购物中心。摄影:莎拉·李

 

皮特·多赫(Pete Doherty)提曾在这里主持诗意晚会,劲辣薯片(Hot Chip)乐队在这里成立,从班克斯(Banksy)到加文·特克(Gavin Turk),许多艺术家装饰过这里的墙壁,也没少照应这里酒吧的生意。


尽管十几年来作为该地区另类艺术现场的焦点,铸造厂这座东伦敦画廊和酒馆仍将被拆毁,现在业主已经草拟规划了一幢18层的酒店和购物中心。


哈克尼地方议会昨晚上批准了拆毁该建筑的计划,尽管肖尔迪奇(岸沟)这块地方算是勉强挂在伦敦的边上,这里的出租房仍大受欢迎,画廊创建者抗议说这里在伦敦行政区中发挥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功能。


支持者认为特别讽刺性的转折是,在整个建筑的其余部分正被拆毁的时候,地方议会打算抢救一堵画着英国最大的班克斯涂鸦壁画的墙。规划的再开发项目中一部分是艺联连锁酒店,那里也将包含画廊,零售空间和水疗。


铸造厂创建者特蕾西和乔纳森·莫伯利将于4月被扫地出门,地方将清空建造一座圆形塔楼,由获奖建筑设计公司斯奎尔与合作伙伴(Squire and Partners)设计。莫伯利夫妇说他们对此事“相当顺从”,艺术空间将按时关闭,他们对建筑师或发展商公园广场酒店没有异议。“这很公平。这不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租的,他们支持帮我们另找营业场所,”特蕾西·莫伯利说。


Architectural plan to replace the Foundry

位于铸造厂旧址上的管状设计酒店

 

但是这对夫妇生对哈克尼地方议会表示气愤,谴责他们拒绝将铸造厂指定为艺术空间,宁愿在规划文件中仅将其归类为酒馆,否则莫伯利夫妇本可以向他们申请代为寻找重新安置的营业场所。


在规划官员的报告中,地方议会还详述了它打算“安全的移走并保留班克斯的艺术作品”-6米高的涂鸦壁画,一只拿着刀叉的老鼠,建筑物所有者已经在上面建起了木制保护罩。斯奎尔与合作伙伴公司的一位女发言人说:“客户与设计团队的目标是在原地永久性安置该作品,在第一层一座画廊中-这与哈克尼地方议会的意见是一致的。”


地方议会发言人表示,在规划会议之前不会对开发的外观做出评价。


莫伯利夫妇,一位是艺术家,另一位是前艺术出版人,1990年代晚期他们在这幢前银行建筑中开设了画廊,预计将它设置成一个任何艺术家,不管资历如何,都可以免费展览作品的地方。夫妇俩在一层开了个酒吧应付开支,但是他们一直认为,涂鸦装饰的墙壁联接着的,两间地下室画廊和表演空间,才是建筑的主要焦点。他们已经与越罗斯及海地艺术家建立起了长期的联系,并定期展览国际艺术家的作品。


喜剧演员和活动家马克·托马斯曾在那里表演过,他说铸造厂是“伦敦最真实的艺术空间之一”。他认为那里遍体鳞伤的沙发和涂鸦墙是“伦敦地下艺术场景中的固定装置”,并将莫伯利夫妇视为首都“另类艺术中的萨奇家族”。


“那个地方独具一格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展览,无论是加文·特克还是某个恰好对地图或者什么东西感兴趣的学生,”托马斯说。“这完全是独一无二的。而现在我们在那里将拥有的是另一幢酒店,另一个购物中心,另一个大电影院。”


“如果你去过那里,就会发觉那里和伦敦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特克说。“肖尔迪奇(岸沟)已经变得这么商业化,就像一个新的上西区,但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地方能和铸造厂相提并论。”


福利慈善机构“伦敦自行车快递”的共同创建者达伦·考克森说,他的同事因为另外的原因喜欢铸造厂-换句话说那里提供了大片室外人行道供他们停放自行车。


“我们是暂时的国际非法人团体,艺术氛围和快递员的生活方式颇为契合。对我来说,这种现代开发完全剥夺了这个地区的特色。”他说。


但是斯奎尔与合作伙伴公司说也准备了“很有意义的本地支持计划,将有助于肖尔迪奇这一部分重生。”


莫伯利夫妇正在寻找替代的营业场所,但是希望能靠近该地区的交通联络线和多元社区。“我们将固执己见的呆在这个地区,”特雷西·莫伯利说。“这将不会轻松,但是一定可行。”


无论如何,他们首先得和泰特美术馆讨论迁移地下画廊涂鸦墙的可能性,那里有班克斯以及纽约街头艺术组织Faile早期的涂鸦壁画,而且已经被数不清的艺术爱好者,诗歌迷和醉鬼涂抹过。


伦敦,阿斯托利亚(The Astoria)

去年,这座著名的可容纳2000人的音乐会场,因为比邻托特纳姆法院路地铁站,与其他13座建筑一起被拆毁,为首都交叉铁道项目腾地儿。1927年它原本是建做电影院,后来却承办了好多音乐会,那些响亮的名字包括:大卫·鲍伊,收音头乐队,北极猴乐队。


伦敦,肯辛顿市场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座三层建筑在通常保守的肯辛顿商业街是一块磁铁,吸引着闪闪放光的年轻人和时髦游客。这里历经许多时装阶段,从嬉皮,经庞克,到新浪漫主义,终于在1990年代失宠。2005年它被5层的办公大楼取代。


曼彻斯特,庄园(The Haçienda)

录音工厂(Factory Records)和新秩序(New Order)旗下的这间名扬四海的曼彻斯特夜店开业于1982年。1984年麦当娜的英国首演就在那里举行。在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的曼彻斯特,它成为酸屋和锐舞文化的焦点-许多人认为那是当时全世界最有名的俱乐部。金融和毒品引起的麻烦导致它在1997年关门。最终在2001年拆毁改建公寓大楼。


爱丁堡,会场(The Venue)

苏格兰经营最久的直播音乐和俱乐部“会场”,那里接待过涅磐乐队,酷玩乐队,剪刀姐妹乐队和其他许多音乐人,但是这样一座卡尔顿道上的仓库对所有者来说还是太昂贵了,他们未能在市中心找到别的替代建筑。2002年,英格尔比画廊在那里展开了白色立方体的空间

摄影师约翰·布尔默:捕捉北方的真实色彩

作者:Martin Wainwright

来自:卫报(guardian.co.uk)

原文:John Bulmer: a photographer who captured the north's true colours


 

摄影师展示了这些明亮精致的1960年代摄影作品,证明北方并不总是那么严酷无情。

John Bulmer's photograph of women washing the street in northern England

生活的颜色...英格兰北部,一位妇女在清洁街道。摄影:约翰·布尔默(John Bulmer)

 

约翰·布尔默在大学本来想学工科,但他对好照片颇具只眼,还不到20岁就打消了做工程师的念头。一系列杂志委托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业,登峰造极的是一次夜间拍摄任务,学生里的一些愣头青在黑暗中攀爬校园建筑,结果他让剑桥给开除了。


“遗憾的是,我正要拍有人玩‘议员大楼跳’的时候,警察来了,”他说(从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惊心动魄的跳过8码距离)。幸运的是,除名促使他成为了一名专业摄影师。5年间他一直是绰号为“青年流星”的1960年代团体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包括唐·麦卡林和戴维·贝利。


他们都很关注冲突动荡的不列颠,但是,布尔默是在赫里福郡一个著名的苹果酒酿造家庭长大的,他将目光投向了别的地方:北方。他受星期日泰晤士彩色期刊的委托,为亚瑟·哈伯克夫的长篇报道“北方已死...”配照片。人们叙述这篇开创性文章的时候常常就到此为止了,其实标题还有下半句“新北方万岁”,而布尔默正好契合了这种新意。名为北部精神的展览刚刚于韦克菲尔德附近的国家煤矿博物馆开幕,那里会告诉你这些前因后果。


到处是鹅卵石和烟囱-充斥着女人和要洗的衣服,矿工和沉积的污垢-但这本全国性杂志的记录摄影却使用彩色照片来表现他们,也许算得上某种首创吧。毕竟先前曾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黑白项目”-当然也许只是一个庶几可称之为格里姆莱的学究在数年之后的看法-在这些照片中,北方展现出其整个现实生活的多姿多彩和美丽动人。


以现在的彩色照片标准衡量,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随展览派发的目录中,布尔默的摄影同行伊恩·比斯利认为,彩色胶片的限制意味着最好的拍摄条件是“在柔和的或者正在变暗的光线下,还有雨后。”这样可以造成一定程度的严酷之感,诚然,这也会产生一种柔和,近乎粉彩的效果。


和蔼而谦恭的布尔默和他的拍摄对象也相处得很好,他们经常从这位言辞优雅,衣着得体的访客身上发现某种异国情调,而布尔默也能从他们那儿找到相同的感觉。在展览开幕式上回顾过去,他回忆说:“那里非常精彩-完全是另一个国家。我知道那些司空见惯的构图,但那里还有别的景象:精美的风景就像阿特金森·格里姆肖画的夜景,或者那些本地商铺,特别是亚洲人开的,颜色看起来近乎于野兽派风格。


布尔默一直在世界各地从事摄影工作,他拍摄了很多著名的影像:约翰和洋子,瑟隆尼斯·孟克以及其他许多照片。但是从个性上说,星期日泰晤士特刊封面上的“晾衣服的北方老族母”与他们完全一致。布尔默表现出的那种丁香紫以及柔和的蓝色,她看起来就像一位女王,而被风卷起的床单就像一袭礼服长裙。

 

John Bulmer at NCMM: Black Country 1961

黑区(The Black Country)(1960)

在这张照片中,城镇居民在达德利的一间酒馆里品味过去,当时电影和电视已经接管了通俗文化生活,刊载于1961年3月城市杂志(Town)的文章“England’s Hard Centre”中

 

John Bulmer at NCMM: Black Country 1961

黑区(The Black Country)(1960)

文章中的另一照片-这张用在标题页

 

John Bulmer at NCMM: Nelson 1960

纳尔逊,兰开夏(1960)

工厂关闭时,许多纳尔逊的年轻人搬走了,留下了大量的中年失业人员。一位妇女在清洁邮筒的时候仍穿着传统木器作坊的木鞋,这张照片捕捉到了城里许多年长的居民仍保有的那份自豪。

 

John Bulmer at NCMM: Hartlepool 1961

哈特尔普尔(1961)

这张照片展现的是失业劳工和7个孩子的父亲威廉·洛维利,周围是他的家人。那年他们每周家庭人均收入为30先令(1.5英镑)

 

John Bulmer at NCMM: Hartlepool (1961)

哈特尔普尔(1961)

男人从本地海滩上收集冲来的煤炭之后正返回家中。在1961年钢铁工厂倒闭之后,哈特尔普尔的失业人数是全国最高的。

 

约克夏(1965)

就像在利兹一样,妇女们通过在门阶上铺砂岩和给窗台打蜡,尝试为枯燥的房屋外景增添个性和色彩,人们用“她门前三包做得很好(She keeps a lovely front)”来赞美那些喜欢收拾家居的妇女-星期日泰晤士杂志,1965年3月

 

John Bulmer at NCMM: Elland, a mill town in Yorkshire

约克夏(1965)

装装门面:和那些英格兰的年轻女工一样,北方工厂的姑娘们对于带着发卷丝毫不感到忸怩,它有助于在丝巾下保持发型不变,还能避免头发掉进工厂的机器里。

 

John Bulmer at NCMM: Co Durham 1964

达拉谟(1965)

沃尔德里奇煤矿的运煤小马正开始换班。1965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杂志写道:“煤矿董事会小心应对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批评,确保小马得到良好的照顾...条件改善的很好以至于井下用马保护社团现在没什么事可做,只得敦促煤矿董事会每年给每匹小马安排一次地上的假期,从而加快机械化以便完全解放这些小马。

 

John Bulmer at NCMM: From John Bulmer's series, The North

达拉谟(1965)

达拉谟煤矿刚干完一班活的矿工。这是布尔默为星期日泰晤士杂志的北方特刊(1965年3月)拍摄的系列照片之一。

 

John Bulmer at NCMM: Salford

曼彻斯特(1977)

作为布尔默在英格兰北方的最后一个任务,地理杂志(Geo)想要一些照片,以便展示一个新的充满生机的曼彻斯特。这一系列照片在当时反响欠佳,但是现在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记录。

 

John Bulmer at NCMM: Manchester, 1977

曼彻斯特(1977)

地理杂志拍的另一张照片

 

John Bulmer at NCMM: Manchester

曼彻斯特(1977)

这张照片是在威尔逊·哈罗德辞职一年后拍摄的。在经济危机时期连任两届首相之后,他已经被当成了一名工人阶级的捍卫者。但是他对海员联合会官方罢工的处理,再加上他的经济措施,又使许多人改变了想法。

 

John Bulmer at NCMM: Manchester

曼彻斯特(1977)

这张驼背老人在运动员诊所前休息的照片捕捉到了一种心酸的反讽

古代文化交汇之处

作者:HOLLAND COTTER

来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原文:Ancient Sphere Where Cultures Mingled

艺术评论:越南古代艺术:从冲积平原到宽广大海

 

承天-顺化省丰田区清化村的一具祭坛,公元8-9世纪

 

1988年,艺术史学家南希·丁格利当时担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她曾赴越南商借该国馆藏的古代艺术品,意欲在美国举行首次相关的大型展览。这在当时是个很大胆的想法。大多数美国人对越南的记忆仍不过是那场噩梦般的战争。而又有谁知道它那伟大的艺术传统呢?更惶论那些保护着这些艺术作品的博物馆了。


这次展览没能办成。当时的外交状况反复无常:商借谈判最终还是失败了。亚洲艺术博物馆退出了赞助,乃至于时移世易人事变迁之后,这个项目依然悬而未决。但是丁格利对原来的计划坚定不移,20年锲而不舍终于获得了回报,展览“越南古代艺术:从冲积平原到宽广大海”将在亚洲社会博物馆举行。这次展览值得等这么久么?当然。这次展览非常精彩。在这种亚洲艺术品借展中规模恰到好处(这意味着展品选择相当审慎)-品质无可比拟,而且直接来自其发源地-我们这里实属难得一见。


一走进展馆,你看到东西就是在别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而且也不会以这种方式组合在一起:一个热水浴池那么大的铜鼓;一尊又高又黑的木制佛像,有着贾科·梅蒂式的消瘦。眼神渴望的印度教神灵总是伴随着柔术舞蹈者。一条纯金打造的小蛇在聚光灯下取暖。陶瓷盘和碗挤满了一件展室,就像满载的货舱,商船仍和当年一样行驶在南中国海上。


只要你不介怀于社会馆简陋的设施,就能欣赏到来自10家越南博物馆的珍品。这是一次从公元前1000年到17世纪的时光之旅。你能在越南内外的数十种文化间穿梭变换风格。


越南的地理位置对商业非常有利。这一条狭长地带拥有从中国到柬埔寨的2000公里海岸线,无论情愿与否,它对世界都是开放的。而邻近的国家,象老挝泰国,疆域就颇为局促逼仄,越南有些地方跨度不足40英里。实际上那里没有内陆,想要闭门隐居可办不到。


与交通便利同样重要的是,它位于国际航线交汇的枢纽。那里有数不尽的天然良港-那里的海岸线就像锯齿剪刀裁出来的-越南是一个理想的海上交通中转站。它还是一个赚钱的全球市场,在获利颇丰的同时亦不吝付出。

 

石雕象狮(Gajasimha),一种想象中的动物,出土自平定省拾满,12-13世纪

 

越南早期形成时深受中国的影响,公元前一世纪后半叶,史前时期的东山文化定居于越南北部,那里的金属制品(在展览第一展馆中可以看到)表现的尤为明显。越南以其富于创造性的活力闻名。东山艺术家制作的仪仗铜鼓曾经是广受追捧的收藏品,举例来说,一些重达400磅的成品不仅在中国出土,而且同时遍布整个东南亚。


随着前吴哥时代湄公河三角洲的扶南在公元1世纪兴起,越南文化领域进一步扩张。我们对扶南仍所知不多-还有大量补救性的基础考古工作要做-但是我们确实了解到扶南人建立起许多港口城市,并且受到印度的影响,导致他们接受了佛教和印度教,以及两者混合的传统宗教雕塑。


高大的木制佛像,它的面貌在时间的磨蚀中几乎看不出来了,它的体型侧面看上去就像一对圆括号,反映出6世纪在次大陆通行的后笈多风格惯例。但是印度教率先通过比湿奴崇拜真正盛行起来。我们能看到他那因呼吸膨胀的瑜珈式身躯,戴着国王的皇冠,这件石雕来自河内美术馆。


献身湿婆也成为了风尚,很快印度教万神殿的其余诸神也渗透到扶南和它的艺术品中:象头神迦尼萨身躯矮胖;面无表情的女武神杜尔迦脱得只剩下一条裙子正准备战斗;太阳神苏利耶身着不适合热带的系扣盛装:西亚束腰罩袍和靴子。


这些外来的神明显示出扶南直到7世纪中叶仍很兴盛,但随后他们的慷慨终止了。我们只能推测其原因-可能出现了压倒性的商业竞争-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家陷于停滞并逐渐消逝了。


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当扶南慢慢走向被遗忘之地时,中越的占婆古王国正在崛起。占婆人在人种上与越南人有区别,而且他们的“王国”是一些独立的小块割据地带,诸侯间经常互相争斗。是商业航海将他们统一在一起,印度输入的宗教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这里发展出了一种最令人兴奋的而且明显被低估的雕塑风格。


尽管是基于南亚的原型,占婆雕塑完全具备自己的形式和氛围,他们正是点亮这次展览的火种。我们最先领略到其感觉是通过一座散发着圣光的女性雕刻,这座5世纪的胸像来自岘港占婆博物馆。她可能是一位女神或者王妃,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她那圆润光滑的脸颊和令人着迷的眼睛-双眸简直想要突出来-表现出绝对的欢迎,但同时令人感到一种挑衅,劝诱着人们献身于她。

 

左图,扶南时期木制佛像,约6世纪。右图,守门天(Dvarapala)石雕像,9世纪

 

愉悦是占婆艺术默认的表现模式。在一幅山墙浮雕中,舞蹈的湿婆挥舞着一圈数十只额外的手臂,他的这些手臂凭借某种手翻书动画风格形象的表现了体力的消耗。在一个戏剧性的雕塑中,一个怒容满面的佛教护法神脚踩着凶暴的牛头魔,嘴里跳出一个像黄蜂一样的持剑小战士:这是愤怒之下的愤怒,并且还将更加愤怒。


在这种平民感的戏剧性艺术中,怪异就是美的,畸形就是正常的。这种想象中的动物名为象狮,在雕塑中大象和狮子的特征被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比最奇怪的展览狗还要怪异的感觉,但是它又像大众汽车一样简单普通,方便实用。这次展览最宏大的作品之一,一座可能用于寺庙布施的石头祭坛,在一场喧嚣的奥林匹亚式盛典中涵盖了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不寻常的内容:神明,野兽,舞蹈者,礼拜者和可怕的守护神,乃至于人格化的地球。


雕塑式的祭坛可能是占婆的一种发明,而且制作精巧,尽管它没有给殖民时代的欧洲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那些人轻蔑的把在越南发现的艺术品看作印度经典的卡通版本。我们现在能更好的看到占婆艺术的成就恰恰是由于其创作手法:将其他一钟或几种文化的视觉要点变形为一种更有说服力的新风格,这种方式被理解为由宗教和政治力量作出的狂欢式的皈依声明。


同一层还有另一个独立展馆,与主展览分开,这近乎一种补充说明。这些财宝是1990年代从15世纪沉船中打捞上来的,是越南人出口的陶器。


其中优秀的展品有:大型粗陶花瓶,上面画着有鹅的风景画,实在是巧夺天工。真正完美的东西即使原料已经显得陈旧仍会同样出色,各种形式,技术和风格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东西综合在一小片东南亚土地上,创造出崭新的作品。


亚洲社会博物馆,在休斯敦美术馆的协助下,颇为值的骄傲的承办了此次展览,在纽约的阿德里安娜·普若索(Adriana Proser)的协助下,丁格利女士,这位亚洲社会策展人,不仅因其学识而饱受赞许,同时亦因她对自己相信并显然热爱着的一门艺术始终保持忠诚,最终将其展示给我们,包装如此精巧,历史如此丰厚,并带着如此鲜活的生命力。

不卷不勒不害臊

作者:DWARD ROTHSTEIN

来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原文:Unrolled, Unbridled and Unabashed

 

 

18世纪的浪荡公子管它们叫“英国双排扣长礼服”,并且不同凡响的使用这种“英国人发明的小防护袋将女性从焦虑中拯救出来”。1709年英国文学期刊《闲话报》暗示说他们假定是一位“人品出类拔萃的”同名医生发明的,他的“引擎”所获得的成功最终使得直呼其名变成了一种无礼行为。


但是据我们所知并没有这么一位康扽姆博士,没人确切知道谁第一个发明了避孕套(或者给它命名的人),从有记录的历史开始,膀胱,动物薄膜,鞘状物,涂过药膏的布料就曾应用于这种用途。


花点时间去看看性博物馆有趣的新展览,“橡胶:避孕套的生活,历史和奋斗,”它们的起源无关紧要:它们的历史才真的非比寻常。这些平淡无奇的东西-用得多却说得少,司空见惯却难登大雅之堂-远远不止是jj的象征。


博物馆策展人莎拉·福布斯收集了避孕套包装和自动贩卖机,令人恐惧的疾病照片和成套的计生用品,美国军事录像和一件用染色避孕套做的衣服,电视广告和艺术作品,举办了这次小型展览可以提高一下避孕套的地位。而且,可不是顺便一提,这次展览明确表示要促进它的应用-其中一个部分特别提醒我们,要预防艾滋和艾滋携带者的传播蔓延。


难怪特洛伊避孕套制造商赞助了这个展览,尽管它在那儿只露了一小脸,包括制造避孕套用的现代化设备的展示(比如金属jj模型浸在液态乳胶里)以及展示其弹性的实验室测试录像。(避孕套附在阀门上充气,在最终爆掉之前变成了巨大的气球。)


避孕套的演化似乎短到没啥可说的,但得从查尔斯·固特异发现了使橡胶保持弹性的处理工艺说起,这里有来自一张20世纪中叶伦敦的照片,显示出一个保存得很好可再度使用的橡胶套。我们了解到,在德国避孕套平时说起来都叫“Fromms”,这是一家犹太制造商的名字,在纳粹掌权之前他们每年销售5千万个避孕套。(这种避孕套还饶有趣味的在包装里放了一小叠写好的便条,再买的时候就可以不引人注目的直接递给药剂师。)不过朱利叶斯还是被迫流亡伦敦,并最终失去了他的工厂。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避孕套会用图画暗示性行为,所以常常通过包装就能看出来:这里收集的一系列盒子和容器包括从古意盎然的异国情调(沙漠中骆驼图片)到搞笑的现代意味(上届总统候选人的肖像)。来自纽约的一个木头门药柜能优雅的遮住其中的内容,除非顾客真的想要细选其中出售的各种Sheik避孕套。避孕套还积攒了不少外号,欲盖弥彰的用在提及它可能造成挑衅的时候。(一面墙上展示着这些化名的花名册,包括,最普遍的“copper hat”,“love sock”,“frogskin”,“night cap”)


避孕套鼓励了无厘头式的幽默(一幅历史上的浪荡公子蚀刻画表现的就是往避孕套里吹气来调笑其女性爱慕者)和新潮主义的打情骂俏(兰迪·帕伦博的那些艺术作品,包括有棱纹的飞船和太阳能飞行器,它们借助附加的避孕套充气排气)


而且那里有一片比较暗的地方,为一些展品蒙上了阴影。那是早年间拍摄的梅毒患者的照片,包括一幅瘆人的图像:长满水痘的婴儿以及看顾她的母亲那同样长满水痘的乳房)

 

来自1930年纽约药房的避孕套专柜,在“橡胶”展示的名义下小心地隐藏着其中的内容

 

除了预防疾病,避孕套的使用同时随着军队的发展而激增。就象展览中指出的,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天有18000美国士兵因性病不能执勤,导致美国政府开始发动一场对疾病传播的战役,并发放军事“专业套装”以便清洁和防护。


严肃的统计数据显示性病传播有所缓和,福罗里达州一个退休社区2006年的新数字比较令人乐观,他们一直鼓励其居民使用避孕套以预防性病传播。现在治疗和预防都成了例行公事,几乎不会有什么煞风景的情形出现。


但是这个展览的后半程更专注于公开的论战:在长期的文化和宗教辩论中,避孕套已经变成一个政治傀儡。“每个女孩都应该知道的事”,玛格丽特·桑格的这本书出版于1915年,曾一度引发争议(她对节育的鼓吹导致了计划生育的出现)。还有一张1989年的招贴画,蓄意粗俗的攻击了教皇和天主教会反对使用避孕套节育和预防疾病的行为。


1980年代艾滋和艾滋携带者的出现导致了另一场危机,广告和教育材料纷纷援引死亡与疾病,就像早年对性病发出的警告一样。这里展出了来自音乐电视台生存基金会的一系列电视广告,描绘了充满激情的性行为,并以男人用枪指着爱人的头告终:不带避孕套的性行为等同于谋杀。


尽管以前对类似危险的反映是惩戒(就像1941年美国军方影片中警告的那样:避开妓女,保持“精神健康与洁身自好”),避孕套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凯斯·哈林的一系列插画同时提倡性行为和保护措施,获取受保护的满足。


这种信息实际上对避孕套是种促进,避孕套甚至变成了一种诱因。这种推动力的产物就是展示出来的这件紫色时装短裙, 由阿德里安娜·贝尔蒂尼设计:用1200个手工染色的避孕套制作而成。在这种形式中,避孕套不再是私密的而是公开的, 不再是躲躲藏藏的,而变成肆无忌惮毫不吝惜的彰显。它与愉悦享乐联系在一起,而不是预防疾病,固然它意欲同时提供这两种功能。这应该算是避孕套的新形象。


当然这不过是主题的变奏。避孕套的历史是欲望与恐惧,希望与黑暗的编年史,避孕套的存在触怒了某些正统的宗教信徒,毕竟,这是把妊娠的可能性视为一种不讨人喜欢的疾病,某种为了获得性满足须加以预防的东西:避孕套是一种放纵,一种逃避。


如果说避孕套的出现是滥交的标志,那么,也可以说,它其实是一种妥协:在获得潜在的巨大欢愉之时,它予以干涉。它要求这种迫切的渴望中断下来,它导致了修正,降低了知觉。在沉迷于当下之时,一种对未来的关注介入其间。避孕套是在放纵中对牺牲做出的声明。它是文明存在的迹象,亦是文明不满的证据。

罗恩·阿拉德:“摇滚”明星和他宝座

作者:Alan Franks

来自:泰晤士报(The Times)

原文:Ron Arad: a rock star and his thrones


他那标新立异的设计已经成了专题节目和音乐电视里的重头戏。他浑身上下都是诱人的矛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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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阿拉德坐在一张名为“Even the Odd Balls(平滑的怪球)”的椅子上。

 

走进罗恩·阿拉德位于北伦敦的工作室之前,你得蹭过一张看似七扭八歪的乒乓球案子。可能它已经被当成破烂扔在了小院里。有一道低矮的栅栏横穿过中间,如果它不是用不锈钢做的,没准可以称之为网子。就这样的一张桌子,也许更应该称之为“艺术残片”,因为这种桌子的其他20个版本可是在国际上买到了数万英镑。这个人的世界就在这个地方,这些都将在巴比坎的大型回顾展中展出。


值得在这张桌子上再多花点时间,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件作品看成其作者的一个有用的索引。它可能看似一件反理性的达达主义作品,但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表面向上的斜坡使球速减慢并且延长了来回球。这算得上对扣杀的一种拔刺装置。他是个乒乓球迷,这样的台子更适合他玩。同时抛光的曲面反射周围环境,并倒映出一个怪模怪样变了形的对手,从而不断分散你的注意力。一名乒乓好手玩过之后说,这是一生中最让他泄气的打法。


在屋子里面,阿拉德记起卓越的英国雕塑家安东尼‧卡罗爵士在皇家艺术院看展览时侯,研究了一会说:“嗯,你可以在上面打乒乓球。”他不是用反讽的语气说的?“当然不是,”阿拉德说着乐得直抽筋。“他可不知道我已经在上面玩过了。”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个小插曲让他这么高兴。他的一生就是创作与玩耍的欢乐碰撞。他周围的东西肯定了这种印象:镀锡马口铁的工业材料被美化成台灯和书架,金属薄板用蝶形螺母固定成型为客厅沙发,并命名为好脾气座椅由当代家具公司Vitra上市销售;还有装饰过“老大哥”节目房间的奢华扶手椅。要说他的独特之处,就是荒诞与实用的结合。

 

 

现年58岁的阿拉德已经成名近30年。严格的分类学家在不同的时期将其视为艺术家,设计师和建筑师,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了给他一个严格定位的想法。这不适合他,从没适用过。这一年他在为Moroso研制“Misfits(不相称)”模块化座位系统,第二年他又为家乡特拉维夫设计了一座混凝土歌剧院。他的巨型沙发装饰着第一季老大哥节目的房间,迈克尔·杰克逊则在“尖叫”的视频中坐在他的“Big Easy”型座椅上。后来他还创作了“The Big Blue(大蓝),那是位于东伦敦金丝雀码头加拿大广场公园的大型圆雕。“他在各个领域的交集中,”巴比坎展览的策展人利迪娅·叶(Lydia Yee)说。美术馆馆长凯特·布什形容他是“世界设计中一股不可阻碍的力量”。


他在特拉维夫一个开放自由的艺术家庭长大,在耶路撒冷比撒列美术设计学院学习。他们的父母就是在美术学校认识的。他的母亲五年前去世,他的父亲现年93岁,他喜欢把老伴的形象加入儿子作品里,夫妻合伙给他添点乱。“他会用Photoshop修了再发给我,”阿拉德说:“我要是没回他就可不高兴了。”老人家的忠告对他仍很重要。谈到家庭关系,他频繁的使用“溺爱”这个词。他自己是个“被宠坏了的捣蛋鬼”,现在和他的兄弟一起,回过头去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对老父亲照顾有加。同时,他也在妻子阿尔玛的关爱娇宠之下,阿尔玛在以色列出生,是位心理学家,离工作室不远的地方,他的两个女儿住在维多利亚式的家中。其中17岁的小女儿达拉还在上学-名字正好是他的名字倒过来(Arod和dara)。另一个女儿莱尔26岁,是一位天才歌手和词曲作家。

 

 

作为一个年轻人,阿拉德在康威尔花园开设名为One Off(一次性)的画廊时崭露头角。这个名字既针对其作品的特点,也可以用来描述画廊的主人。他很怪癖但是工作勤奋,由于他的素材还很不成熟,所以被那个时代的庞克精神所误导。这么多年以后,他仍坚持说,即使他没有一早就退出了那个行业,在建筑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当他说到“他从中脱身”,他用的就是这个词的表面意思,那是一天午饭后,他刚完成建筑师协会的学习,要到汉普斯特德的一家公司去。“我说了句x他妈的就一走了之。”原因是他受不了给别人打工。同时感觉到除非独立自主,否则你永远没机会把自己的伟大创意变成砖头水泥-实际的有所建树,更不用说用上更先进的材料了。

 

 

他的人生转折来了,直到现在,他的名字仍然最频繁的与这件作品联系在一起。它由一个旧荣威200汽车座椅组成,那是从粉笔农场路废品堆捡的,就在他现在工作室的拐角处。他给它附上从1930年的挤奶间找来的弯曲金属框架,,以他一贯的直截了当将成品命名为“荣威座椅”。他做两把在One Off展出,一对夫妇进来的时候说,这让他们想起汽车座,颇有点像卡罗和乒乓桌的情形,。


接着出现了一个人,说他想要6把,而且每把愿意出99英镑,这大约是造价的3倍。直到阿拉德看到支票上的名字才发觉,顾客是时装设计师让·保罗·高提耶。公众的关注使他在平静严肃的设计界俨然成了一颗明星。17年过去了,杰里米·克拉克森还坐在一张荣威椅上主持英国疯狂汽车秀。


去年,当这些椅子在巴黎蓬皮度中心的回顾展中展出时,阿拉德发觉展览主持人要求他拿着椅子的时候要带上白手套。他的榜样马赛尔·杜尚,这位因1917年将以小便池作为艺术品展出而闻名的“现成艺术”之父,,肯定会被逗乐了。

 

 

“早年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我想告诉人们我是干什么的,”阿拉德眼中闪着淘气的表情说。“我想我说了些诸如,‘我学的是建筑,但是不知道我现在在干啥’。由于某些原因,我从没中意过传统手法。我一直不擅长。可能整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擅长应该会的事情。我小时候应该做作业,但我总能编出点别的理由,没做还侥幸逃过一劫。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招儿。


“我觉得我可能把克里斯格雷林爵士惹烦了[前皇家艺术学院院长,阿拉德曾在那里讲授家具和工业设计]当我告诉他我的目标是,将完美称职的人在两年内变成不宜雇用的人。对我来说,整个事情就是:你被一个创意所困扰,然后努力解决之。无论那个创意是荣威椅子,书虫还是...”他环视四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在这家旧工厂的许可之下,他设计了这个聚氯乙烯顶棚的工作室。


在桌子上是一系列新的曲线刀具,它们的头和把手总是翘着离开桌面,这样就很容易拿起来。旁边是他为汉普斯德的Amiga House做出的颇具争议的规划模型,那是一个带有连锁外壳的结构。他说:建筑的环境也将受益于规划细则的废止,看来仍在为申请遭拒而感到刺痛。再远一点是“彻底改造之轮”,这个塑料和铝制成的储存单元带着它的环形保护套也来凑热闹。他把这个地方称为进步的幼儿园,并且说好多这种东西的想法都是瞬间产生的。他试图赋予工作室一种爱玩的文化,这和他的作品的功效一样实际-那就是,保持这些创意瞬间存在的可能性。


奇怪的是这种对权威结构的怀疑应该弄上20名员工,制作单位得放在意大利和荷兰,然后来自大学的申请把门都堵了。哪没弄对呢?他笑着指了指工作室另一边卡罗琳·索曼那些巨大的数字,她从一开始就是阿拉德的生意合伙人。尽管她不会给公司年营业额也定个数字,但还是可以宣布利润直接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的研发上。“你做的那把椅子,”他说(那是一个发光塑料的蝴蝶翼型碗),“是Vitra公司制造的。现在有17家中国工厂在山寨这种椅子。山寨当然是不给版税的了。很大程度上我们靠成功的工业设计产品为生,但是当然,如果他们开始抄你的,你就得开始担心了。”他为这种佯谬的俏皮话微笑着,甚至摘掉了他商标一样的帽子挠了挠脑袋,露出闪亮的圆顶,他算得上以视觉为媒体的一位摇滚明星,我个人确信他不是那些吹牛大王之一。他同时具有60年代的叛逆元素,70年代的进步和80年代的庞克;对布莱尔不满;千禧年的老兵。在他受到的重大影响的人物中甚至包括鲍勃·狄伦和莱昂纳德·科恩,当然,他也痴迷于非常英国的亚文化原音音乐家(即非电子声)比如伯特·詹茨(Bert Jansch)和约翰·伦伯恩(John Renbourn)。

 

 

象他谈及自己时说的,他已经在英国度过了三分之二的人生。“当然,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变成英国人,”他说。“如果有人年纪轻轻21岁就去了美国,然后说了一段时间美国话之后,他们就认同自己是美国人了。但是如果你到这儿来,你会变成什么?一个伦敦佬?你必须作出选择。我可能已经成了不列颠人[他有双重国籍],但不是英国人。那在技术上是实现不了了。我选什么口音?我是谁?我连Hol-borne这词都说不利索。”


这种生活堪称如何处身于此的大师讲习班,值得一看并非常公开,它仍骄傲的未被同化。可能这就是整个创意之所在。

“罗恩·阿拉德:无一时闲”,2月18日-5月16日在巴比坎美术画廊展出,EC2(020-7382 7105;www. barbican.org.uk)

 

 

相关链接:

罗恩·阿拉德:设计界的彼得潘

亲情的价值:罗恩·阿拉德和他的女儿莱尔

亲情的价值:罗恩·阿拉德和他的女儿莱尔

作者:Beverley D’Silva

来自:泰晤士报(The Times)

原文:Relative Values: Ron Arad and his daughter Lail


罗恩·阿拉德,57岁,家具设计师和建筑师,她的女儿莱尔,25岁,正在开始其音乐事业


Ron Arad and his daughter Lail

 

罗恩:从建筑专业毕业不久,我就认识到自己不是给别人打工的料。因此我在康威尔花园开了一个小工作室,One Off(一次性)那是个欢乐的地方,充斥着艺术学校的“难民”。我们自学怎样焊接,并发明各种制作家具的新招。我从特拉维夫来这儿的,学成之后我想留在英国,但我是非法留居。内政部限我24小时离境。幸运的是,设计局的头儿写信给他们说我对英国有点价值。


1983年,我开了一间店,也叫“One Off”。就是那一年生的莱尔。她真是让人惊叹不已,是个特别壮的宝宝。她像猴子一样能爬上门的格栅。她特别机灵,对任何任何东西都感兴趣。那时候我正忙着做东西,像Concrete Stereo(实心立体声),是一个混凝土砌块上的录音座,还有我的荣威座椅,用一辆废弃的汽车做的。我参考了美术作品,比如毕加索的雕塑和梅雷•奥本海姆的皮草镶边茶杯。


莱尔是说希伯来语长大的。在幼儿园她发现大家不是都说希伯来语,又惊又怕。她大约三岁的时候,一位音乐老师打电话来说他们很担心她:她总是捂着耳朵。我们知道莱尔喜欢音乐,因此我们问起这事她回答说:“唱的太次了-你去听听!”那时候我常弹吉他,但是当莱尔和他的妹妹达拉真正娴熟起来,我就丢掉了家庭吉他手的地位-还有我的吉他,尽管它们都尽可能的回收利用了。


巴黎蓬皮杜中心上演十周年庆祝表演的时候,莱尔还是个小姑娘。他们邀请了好多大师,诸如斯塔克,麦狄尼,奇塔伊,再加上一个错误对象-我。我作为他们称之为“毁灭主义”的代表。我造了一架巨大的机器,邀请巴黎人带来一件家具,送进机器里面压个粉碎,然后我用这些东西建起一堵墙。莱尔对我做的事很感兴趣,但是她更倾向于去弄音乐,歌词和创意。她开始接触的是钢琴,然后开始写歌并在吉他上演奏,没人教她。她上的是汉普斯德阿尔弗雷德国王学校,这所学校很开放并且热爱艺术,我们驱车去那里的路上会听我的盒带:鲍勃·狄伦,地下丝绒乐队,滚石乐队,甲壳虫乐队,劳登·温赖特。琼尼·米歇尔改变了莱尔的生活:她知道她所有的歌。有一年学校野营的时候,一位老师弹着吉他,莱尔唱了大大的黄出租车这首歌。她的另一个突破点是被选中在学校的仲夏夜之梦中扮演小精灵。她是演员里面最小的,而且其他都是男孩子。


我想老师选她是因为她擅长记台词,并且能应付困难的任务。我叫她“Lailofax(莱乐传真机)”:她是个特别有条理的人,我完全不行。


在她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找不到她了,那是在西班牙加利西亚。我在车间工作,她跑出去玩了,然后我突然发现:“莱尔去哪儿了?”全班人马都出去找她。那山上有好多洞-这是我生活中最惊恐的时刻之一。然后我们找到她了。她和我妻子阿尔玛在一起时候,我的生活就被完全忽视停滞不前了。记得一个假日,那时候她17岁,带着个可爱的男友和我们一起玩,他把我堵在角落里说:“我要请求和您的女儿携手成婚。”我想:“唉,倒霉孩子。他肯定还没问过莱尔,否则她会告诉我们的。他给涮啦。”就在我身处窘境之时,莱尔和他妈妈突然出现了,笑话着我。这是莱尔安排下的恶作剧啦。


她去沃里克学戏剧,随后决定献身音乐。她工作很勤奋,教唱歌为生并创作抒情歌曲。她能写趣味性的东西,但她不是小丑。我去看过她的表演。有时候我充当巡演管理员。她还开行李车。她带我们去看德文达·班哈特,一位美国民谣摇滚歌手,他问大家有没有新歌想要分享。我们看见莱尔爬上了舞台。她唱了“冬天”,她刚刚写的一首歌。那儿有3000观众。之前她从没在公开场合弹过吉他。德文达说这首歌混合了莱昂纳德·科恩和地下丝绒乐队,是巡演中听到的最好的歌。


莱尔现在已经和一个法国品牌签约。如果能成的话当然很好,如果不成也没关系。我不着急-如果她日子难过他会告诉我们的。她一定会大放异彩的。

 

莱尔:我是个假小子。我记得会走之前我就曾吊在桌子上玩。我家就像个游乐场,有各种好玩的椅子和物件供我爬上爬下。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一般,但是我的朋友们过来的时候会说:“哇,太酷了!”老爸会到街上找东西加以改造。我是在他做的椅子上玩大的,那些椅子会来回摇摆或者弹来弹去。它们是我的芭比娃娃的玩偶之家。我父母都是移民嬉皮士。他们每天晚上都唱着歌哄我入睡。老爸经常给莱昂纳多·科恩的歌改词,假装是他给我写的,而且我还就信了。他是个很棒的吉他手。什么都能弹,从不可思议的弦乐队到多诺万,当时我才11。


我承认自己也是嬉皮士,我偷了父母所有的旧录音带。我的音乐圣经来自我从小听着长大的那些东西:甲克虫,劳登·温赖特,卢·里德,滚石...在我家,谈论艺术是司空见惯的,而且和老爸一起去参加展览最有趣啦。他带我去在圣约翰伍德的老萨奇画廊。我以前常在门口玩滚轮溜冰。


妈妈是心理学家,我们见到什么人就对他做全面剖析,还要说他的闲话。我真和很幸运有这样的父母。我可以和他们谈论个人私生活,如果我需要建议的话。他们是最棒的朋友。非常酷。我知道我们说起来就像“脱线家族”(我爱我家英国版-译注)。


我第一次录样带的时候,老爸到我去丹麦街租低音放大器。虽然样带很糟糕,但是我很感激他的支持。老爸带我去看过好几次乔纳森·里奇曼-他的歌“在女同酒吧跳舞”是一首家庭的赞美诗,有够古怪。我从大学前的休整年开始写歌。表演是我的天性。我喜欢琼尼·米歇尔。她的全部就在于彻底表现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不是歌曲创作者的话,肯定当上追星族。老爸总是说:“别想着成名成家,专心写你的歌-其他的自然会来。”


人们说他是个好商人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滑稽。他对事情的那个方面完全没兴趣。成名从来都不是他的目标。他从没有过事业计划:甚至连日记都没有。他常常拉下好多进度,弄得大家瞠目结舌,但是他把需要作的都做好了。直到现在他也会显出小孩脾气。他喜欢小玩意,发现可以用Cooliris传照片和视频的时候非常兴奋。他总是玩他的数位板(计算机绘图笔)。我们现在还老玩Snatch(一种桌游-译注),有点像Scrabble(一种拼字游戏)。他觉得自己是本届冠军,但是实际上我才是扮猪吃老虎呢。


不过这和“Ab Fab”(绝对牛x,英国情景喜剧)里的情形并不一样。我还是个小孩,我需要照顾。在我孤独的时候,老爸总是做一个好家长。我的朋友们都很喜欢来我家。然而对所谓“局外人”,老爸说出来的感受也正是我的感觉-可能因为我有点口音,或者我的家庭环境不同。音乐上来说它能赋予你一种观点,让你生活在一个地方,却并不完全属于它的一部分。使你能够去观察,而歌曲发挥的正是这种作用。


我现在已经搬出来了,但我有几件老爸的东西:一个沙发的设计原形,我的床是他用脚手架材料做的。去年11月在蓬皮杜看他的回顾展真是令人惊异。那是个大型的演出,华丽的晚会。我们都私下里笑那些请来的名流:“坎耶·维斯特到老爸的展览上来干啥啊?”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父亲的成就。所有美好的记忆都在那里,在他一生的作品中。

温妮莎·温希普最好的照片

作者:Leo Benedictus采写

来自:卫报The Guardian

原文:Vanessa Winship's best shot

“这是完全天然的,没有摆姿势,他们就是纯洁的化身。

 

摄影:温妮莎·温希普(Vanessa Winship)

 

这两个小姑娘触动了我,但我说不出原因。这张照片是去年春天在卡尔斯的一个学校操场上拍的,在土耳其东部临近亚美尼亚边境的地方。我已经在伊斯坦布尔定居了5年,因此对这个国家相当了解,但是从这时起我决定回家去,作为一名摄影师这代表了我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我使用的是一架非常正式的照相机,当我开始拍照的时候大家一下子都静了下来;其实在这之前和之后都很嘈杂喧嚣。男孩们在周围蹦蹦跳跳,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参与。这些姑娘并不具备富裕的家庭背景;传统上,女孩在土耳其农村是不上学的。我想做的是给她们一个时机,留下这个重要的时刻。


我已经安排好走访许多不同的农村学校。这是第一间。我想找7岁到11岁的萝莉,于是问他们能否带朋友或姐妹一起来。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热心和兴奋,询问我是谁并说着家常话诸如“我喜欢你的样子”或者“我喜欢你的发型”-这类和一群年轻姑娘在一起时可能谈论的话题。


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他们之所以触动了我,可能是因为他们非常淳朴。根本就没摆什么姿势-这对我来说蛮罕见的。她们就是纯洁的化身。

 

出生:林肯郡,1960年

学习: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摄影研究生文凭。我没能毕业。

灵感: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但也包括当代艺术家像海伦·凡·米恩(Helen van Meene)和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

激动时刻:出书是我的真爱

低落时刻:太多了-但我得停止抱怨了

最讨厌:指挥我做事。我之所以成为摄影师,可不是想找些人来吩咐我他们觉得我应该说些什么。

摄影师汤姆·亨特最好的照片

作者:Andrew Pulver采写

来自:卫报guardian.co.uk

原文:Photographer Tom Hunter's best shot

“其灵感来源于维米尔的画:读信的少女-不过她是一名寮屋居民,正在读一份所有权裁定书。”

 

“我想展现出寮屋生活的尊严”...汤姆·亨特拍摄,阅读所有权裁定书的女人。图片来源:V&A图片社/汤姆·亨特

 

我曾花了两年时间乘坐双层巴士环游欧洲,当时我住在伦敦哈克尼,整条街都是寮屋(译注:即天朝之非法建筑/城中村)。每个人都收到一封致“不知名者”的函件。地方委员会想把那条街拆了盖仓库。保守党已经推出了刑事审判法,旨在中止聚居。每次你看到寮屋居民或者游居者的照片,肯定要配上一段关于他们有多么反社会的故事。我只想拍张照片展现出寮屋生活的尊严-为援救我的邻里街坊做点宣传。


我1997年拍的这张照片,参加了我在皇家艺术学院的硕士毕业作品展。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那种表现普通人,而非国王,王后,将军们的处理手法。我觉得如果我能借鉴他们的风格为寮屋居民和游居者服务,将能改善他们的处境。这张照片的灵感来自维米尔的“在打开的窗边读信的少女”,其实是我的隔壁邻居正在阅读所有权裁定书。


菲利帕刚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我们花了一整天进行尝试:我们用过一碗水果做道具,然后又尝试加些窗帘,后来还想把小宝宝也带上。光线很完美,冬天的夕阳从窗口照进来,真的很低,就像北欧的阳光。


我使用了一架大型照相机,捕捉光线的能力真的很强。我用超铬方式印照片-即使那个时候也算老式的了。曝光时间大约1秒,因此这就像坐在那儿画像似的:她必须得站好不动。我静静的等待光线涌进镜头里,而不是去抓拍些什么。


我上星期还给她打过电话,她仍对这张照片感到满意。这是她和她的孩子,以及她的家庭在当时的一个记录。最棒的是,这张照片促成了和地方委员会的对话-而且我们设法保住了房子。

 

出生:多塞特,1965年

学习:皇家艺术学院,伦敦

影响:“画家对我的影响最大-卡拉瓦乔,维米尔-但是我也很喜欢多萝西娅·兰格和莎里·曼。”

激动时刻:“从皇家艺术学院毕业。我从没想过能得A,更不用说读硕士了。”

顶级窍门:“找些打动你的东西。拆迁的威胁对我真的是种激励。”

摄影师爱伦·冯·恩沃斯最好的照片

作者:Andrew Pulver采写

来自:卫报guardian.co.uk

原文:Photographer Ellen von Unwerth's best shot

 

拍完这张照片她就消失不见了...来自展览“少女(Fräulein)”,摄影:爱伦·冯·恩沃斯(Ellen von Unwerth)

 

我大约三年前拍下的这张照片,那是给意大利Vogue杂志做的时装摄影。我们构思了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个女孩回到了她长大的地方,发觉那里已是一片尘封的断壁残垣。我们在一个法国庄园拍摄。这个少女是一位模特,但是这是我和她唯一的一次合作。然后她就消失不见了。她来自东欧,也许是罗马尼亚,连模特代理公司也找不到她。她就像是一个幽灵。这张照片就很有鬼魅的感觉。


我喜欢令人感到意外的照片:你在各方面力求完美,然后不知怎的最终看起来却不对劲。这就是我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这是用宝丽来拍的,也是那些不复存在的美丽事物之一。光线造成了模糊失真,赋予这张照片额外的情绪。它还有些令人觉得诡异的地方:这位少女的表情显得既脆弱又坚强。


我在当摄影师之前做了10年的模特。这当然对我现在很有助益。我在照相机前总是觉得不舒服,不得不摆出特别的姿势-那时候我就只想冒点傻气。因此,现在我喜欢让模特走来走去,让他们在嬉戏玩耍的时候表现出自己。


我喜欢漂亮的女人。我乐于展现她们的个性,她们的性感。我的色情照片有着时尚的一面:我喜欢好看的鞋子和珠宝。但是我拍的色情作品对服装杂志来说太大胆太挑逗了。但是也更有趣,如果你能找到恰好喜欢这些的姑娘,那就更令人兴奋了。这是时装摄影,就是穿的少点而已。

 

出生:1954年法兰克福

学习:“没学过。我以前是模特,对摄影一无所知。”

影响:“拉提格(Lartigue)和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

激动时刻:“拍画册的时候”

最讨厌:“被吩咐去干什么。”

顶级窍门:“相对于采用哪些技术,决定你想拍什么东西更为重要。”

和波士顿的缪斯一起穿越时光

作者:HOLLAND COTTER

来自:纽约时报

原文:Time-Traveling With the Muses in Boston

 

摄影:Richard Perry/纽约时报

波士顿美术馆,亨廷顿入口处的“诉诸于伟大之灵力(Appeal to the Great Spirit)”雕像

 

波士顿-你倾心于艺术。从何时何地开始?学校里,家庭中,书籍之间?对我来说,那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始自我的孩提时代,从十几岁之前直到整个青少年时期。这幅原始场景被一分为二,当年我在这两间波士顿博物馆中消磨了大把的时光。上星期我旧地重游,以现实核对记忆而颇感意外:有时候二者相当吻合。


我出身于一个热爱艺术的家庭。隆冬的周末,新英格兰融雪泥泞,昼短夜长,正好是去博物馆的日子。波士顿美术馆,和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两家相去不远,在奥姆斯特园地,芬威是长沼形状的一片地方。早先指望着那块地能引来些有钱人,高雅起来,但是没成,两座博物馆就只好不尴不尬的呆在哪儿了。


没关系,这样正好落得清静。人口爆炸前的五十年代,那里的客流很少,警卫也没几个。我认识他们,他们也都认识我。我认识附近的路。可以自己在那儿呆上半天一天的,也不会出任何问题。


长时间的认真看画儿是一件有趣的事,一个年轻人这么做。有点怪,但并不坏。只要你能时不常静静的呆上一会,艺术品奇异的名字和那些术语,也许会引起你对某种语言的渴望,你还要有一种读者式的本领,能做出富于想象力的投射,从而置身于故事中,而不仅仅是接受它们。

 

 

说是这么说,其实我和许多孩子一样,借着对埃及艺术品又兴奋又害怕的劲儿,对美术馆着了迷。


为什么呢?其一,美术博物馆里有好多这种东西,除了开罗就是这里收藏的最多了。1905年博物馆联手哈佛在吉萨进行考古挖掘,和埃及瓜分战利品的规矩是这么定的;出土文物的一半留在那个国家,剩下的归了波士顿。


财宝来了,和我10岁的时候差不多,它们现在看起来魅力依然。在所有古代艺术品中埃及的东西感觉特别现代,我恍惚觉得,甚至有点未来风味。凭借着他们简洁的体型和自信的微笑,在这幅著名的雕刻肖像中,古王国的统治者美凯里诺斯和他的王后,看起来就像我父母的朋友,才下了太空船就直接来参加鸡尾酒会。


这种玩偶大小的,日常生活场景的模型大量贮存在墓穴中,这样看来,似乎对埃及人来说,死后永恒的寂灭就是一种不会结束的过家家游戏。(你能看到将近一百个这种小型雕塑,全都属于这座博物馆,并且都是第一次展出,这次特展名为“10A墓穴的秘密: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


然后还有木乃伊,和我记忆中一样,躺在那个好像地下墓穴的地方。少年会产生对埃及的奇幻异想,多半是拜他们所赐。这不是艺术品,也不是物品:他们是尸体,对许多孩子来说,这是死亡在物质上的真相,对他们首次产生饶有趣味的小小冲击。当初对我就是如此,这导致我认为埃及艺术最看重的是关乎一种无法抑制的对生命的渴望,花费了多年我才摆脱这种认识。


埃及艺术馆是一个身临其境的地方,但不只是这里如此。还有那个小礼拜堂样子的场地,那里展示着12世纪的壁画,它们来自加泰罗尼亚教堂后身的半圆形壁龛。


主要的形象,是面色阴郁的巨大耶稣画像,有着怪诞的细长手指,在我的眼前,它似乎改变了形状和空间的尺度,膨胀成圆顶的半球形,自由的漂浮在上面,压平并向前倾斜好像撞进房间里一样。我小时候很想知道,艺术家怎么涂抹描绘就能产生这种效果?我不知道,但是效果很好;1919年从西班牙运来的这幅壁画,在石灰和帕尔马干酪溶液的保护下,看起来仍生动鲜活。


对我来说,有的画是真实存在于世界中的另一个世界,这就是我那么早就深爱上它们的原因。15世纪中期罗吉尔·凡德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的“圣路加描绘圣女和圣子”是我的最爱。我看不够它,倒不是因为这个主题,而是由于每个细节都明确而完整:主要人物在一所整洁紧凑的房间里,有迹象暗示出邻近的房间和后面的花园,有尖顶的市镇中心,一条沟渠或是河流正流向地平线。


这幅画教会了我什么是透视。而且它还教会了我艺术,具体的说绘画,是什么或者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它是一个秩序的化身,一个宇宙,你可以只借助观看就能进入并栖居其间,在那里你可以设计一种生活,活在理想之中。


艺术同时孕育着不安的神秘之处,道德的种子,多愁善感的教育。我记得曾一次又一次的看委拉斯开兹的“唐·巴尔塔纱·卡洛斯和侏儒”。金发的小王子身着金线缝合的罩袍支配着画面,但是对我来说更有兴趣的是第二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也许是?-他有硬而短的头发,白围裙和宽松的裤子,小心的斜睨。这种配对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能感到其中的悲伤。

 

 

我受到心理剧的诱惑。但同时也被拉向相反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时常以日本佛教馆作为结束,那是个排列着雕塑的小寺庙。我得说在那里花的时间是我亚洲艺术体验的发端(后来我在研究生院学的是亚洲艺术),只可惜亚洲的气息在波士顿的空气中总是如此浓郁,历史上这座港口城市18世纪就与中国进行交易,19世纪又与日本联系在一起。


尽管我当时不知道这些,仍以敬畏的精神分享着日本馆,波士顿人都是亚洲迷。


动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西尔维斯特(Edward Sylvester Morse),1862年赴日本研究腕足动物,结果积攒了大批陶器。艺术史学家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曾在东京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忙着抢购日本人在现代化风潮中扔掉的艺术品。波士顿要人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William Sturgis Bigelow)身负宗教任务,却协助购买了环绕着我的这许多大佛。


你会在亚洲馆的标签上找到这些人的名字,还有那些收藏家和学者,查尔斯·戈达德·韦德(Charles Goddard Weld),登曼·沃尔多·罗斯 (Denman Waldo Ross)和冈仓觉三。现在我才了解了他们以及他们在本地持久的影响力。波士顿拥有牢固的文化记忆。某种程度上让纽约人惊讶和迷惑,甚至在数十年的变迁之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影响仍存在于城市和艺术机构中。


这两间美术博物馆已经承载了太多,它现在正处于一场大的变革中,这可能就是我上星期感到有点泄气的原因(尽管一部分是因为我试图从新的东西中离析出旧的内容)。11月博物馆的一座翼楼将揭幕,专门用于展示当代艺术以及美国艺术。就我所知,50年代,甚至60年代的当代艺术藏品都相当贫乏。不会再这样下去了。要知道,美国艺术,作为多元文化类目,在我年青时,那个维多利亚时代到镀金时代的晚期的博物馆中,还不存在呢。


我是否怀念那个博物馆?我记忆中的东西大多仍在那里,甚至那份寂静依然;我有自己的佛和木乃伊,但现在那里还有更多的东西。

 

 

无论如何,如果你追求的是维多利亚晚期到镀金时代,那么,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步行只需5分钟,这个完好无损的时光胶囊,承载着一个时代和一种个性,并且报此情怀。它在20世纪之交创立时的细节,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伊莎贝拉·加德纳是纽约出生的波士顿人,拥有体面的财富,精明的顾问们(其主管是伯纳德·贝伦森),兼容并蓄的口味,直率大胆的个性,她所信奉的是极尽奢华。


万事俱备,她把博物馆拼凑起来,这里同时也是她的家,她用数不清的建筑断片创建出一座从里到外的威尼斯豪宅。然后她将其塞满堆到天花板的文艺复兴绘画,罗马雕塑,洛可可家具,现代素描,中世纪小玩意和亚洲小摆设,每个东西都精确的安放好,就像一片玻璃镶嵌画。


谈到步入式环境。这是装置艺术在这个名词发明之前的一次实践,后现代主义之前的后现代,一件详细定制的整体艺术作品。并且它的设计要求保持原状。加德纳的遗嘱-她逝世于1924年-规定如果有一件东西被移除或者甚至重新摆放,整个财产都将付诸拍卖。


遗忘总是很容易发生,而这间博物馆的经历却幸存下来,可见它的创造曾是多么的激动人心,新的藏品不断运抵这里,激起涟漪,重新融合,并且使整体效果的参照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从宏伟的中央庭院中,从它的玻璃天花板以及季节性植物,你仍然能够感觉到这种流动与成长。见到它的第一眼,以及那种潮湿泥土的气息,立即将我带回到那个时刻,数十年前,当我从寒冷的芬威进来,看到露出庭院阳台的旱金莲花的那一刻。


那时我还是个青少年。我已经知道这间博物馆,已经走进它的房间。对我来说,它是个神奇的柜橱,那无拘无束的混合形象和风格令我兴奋不已,这种丰富甚至有些苛刻,以至于没有任何单独的碎屑能完全成为焦点,每件东西都或多或少是其他东西的一部分。


艺术展品没有艺术体验来的重要。


这种体验从你看到庭院的那一分钟开始,当你走上通往早期意大利馆的阶梯时变得更加强烈。你很难错过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画的那幅赫拉克勒斯,它看起来就像一具浅黄色的,眼神空洞的男人体模特。从什么地方-但肯定不是在展馆里,因为那里没有标签-你可能已经知道这是该艺术家唯一收藏在美国的壁画,而且这张画来自他家中的一面墙上。他为什么画这张画?无人知晓。那么为什么加德纳把它和西蒙·马尔蒂尼(Simone Martini)贞洁的,着装繁复的圣徒们放在同一间展馆?也同样没人知道答案,尽管这种肉体对精神,古典对哥特之间嬉戏的感觉既微妙又时尚。


这里的照明是个问题,混合着让人沮丧的昏暗和眩光。但是加德纳就想要这样。在她活着的时候这些展馆从没接上电线。

 

 

我开始意识到,她收藏的画作不都是最好的。有些画也许侧身暗影中会更好些。如果她选好了其中之一,她知道该怎么办。加德纳会把它安置在窗口附近,这样会让这幅画很不起眼,拿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圣母的死亡与升天”来说,这幅蓝色与金色的小小协奏曲,就挂在壁炉边的角落里。


一旦你在那里找它,它就是你的了,你的秘密。整个地方都像这样,这是一次发现之旅,而精神自会去引导你的天性。当时我差不多15岁,我的发现包括一对汉朝铜制小熊(加德纳认识波士顿所有的佛教徒,她有个小型的亚洲收藏),一幅米开朗基罗的素描,巴托洛梅·贝尔梅霍(Bartolomé Bermejo)的圣格雷西亚绘画,还有一张马蒂斯。


有些东西不会在这种个人列表上,因为人人都知道它们的伟大之处,像提香的“诱拐欧罗巴”。我开始并不清楚其中的到底讲的是什么(丰硕的女人,小天使们,吓人的公牛);后来我才了解。似乎是想巧妙地制造混淆,加德纳现在用题目是“欧罗巴”。我则偏爱旁边的另一幅画,更为现代的作品“背负着十字架的基督”,即使其归属的判定从乔尔乔内滑落到贝里尼。


在一般的博物馆,这种降级可能会使一张画被打入冷宫。但在加德纳这里,它的身份没什么大的变化,因为,像该收藏的其他部分一样,这幅画也有自己的故事。这张画归于加德纳之手时,她的丈夫刚刚去世,她将这幅画作为怀念他的祭坛,一直保留着一杯鲜花-应季的是紫罗兰-放在画前。


现在依然如此。


我曾经将这张画作为政治魅力的正面榜样。我也知道时间对魅力的严苛。上星期我参观的时候,博物馆到处充斥着无法辨认的,光线柔弱的展品,这里看起来更像阁楼而非豪宅。(贝伦森的妻子,玛丽,曾将其比作旧货店。)所谓荷兰馆看起来特别凄凉,挂着空空的画框等待归还的画作-维米尔的“音乐会”,伦布兰特的“加利利海上的风暴”-在20年前被盗。


但是当你从空画框转过头面对阶梯时,你就能看到另一幅伦布兰特的作品,一副早期自画像,这是个面色苍白的,容易激动的形象,借助于蓬松的帽子和一些逆光,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大人物。这是一幅绝妙的画面,而且令人倍感精彩的是它所处的位置,这个充满了圣徒,摇摇晃晃的椅子,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s)的乖僻房间。


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加德纳是那里最迷人的地方。现在我发现它还具有与其优雅相称的时尚。而且,在创建者的意愿之下,它被压在历史中间,像一朵干花。这样其实也不坏。在纽约它也许会成为装点魅力的首都,波士顿可不一样,尽管甚至在这里也存在不断进步的压力,加德纳所能做的仅限于周边区域:伦佐·皮亚诺设计的一座新的翼楼正在建造中。


但是除非有人去法院撤销遗嘱,我半个世纪前第一次见到的那座博物馆,将会和从现在起半个世纪后见到的一样。我是见不到了,但是有一些孩子们会去,在这样一个冬日下午漫游其间,看到光线,闻到泥土,并且用眼里的爱去看,真正的去欣赏。

 

居住在一座艺术作品里:不会总是那么舒心的

作者:NICOLAI OUROUSSOFF

来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原文:Inhabiting a Piece of Art: It’s Not Always So Pretty


在影片“库哈斯的屋檐下”中,一座平台在房屋各层之间移动。

 

真挚而发人深省,有时又颇为滑稽有趣,2008年的纪录片“库哈斯的屋檐下”使伊拉·贝卡(Ila Beka)和路易丝·莱莫(Louise Lemoine)成了欧洲建筑界的热门人物。通过考察生活在一幢建筑名作中的种种困难-其一是由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为莱蒙女士截瘫的父亲设计-本片触到了某根神经,有些人一直在怀疑许多建筑师的理想主义和日常生活现实之间存在差距。


由于影片的成功,他们俩开始着手拍摄3部探索类似问题的新片,其中一部涉及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古根海姆美术馆(Guggenheim Museum),该建筑位于西班牙毕尔巴鄂;另一部是关于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设计的千禧教堂,它在罗马市郊。这两部都不如第一部那样发人深省,而且也没那么有趣。


全部4部影片,每部片长大约20分钟,将于2月27日在下东区艺术与建筑店面画廊放映,这些影片令人耳目一新的呈现出建筑上的问题,避免了那些陈词滥调:诸如建筑师都是忽视客户需求的狂妄理论家之类(尽管其中有一幕是老套的天花板漏水)。他们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谨慎,并且多次延期,尽力探求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生活工作在一座艺术作品中到底是个什么样?


在这点上莱蒙的家特别让人闹心。这幢位于法国波尔多的三层楼房,有一个巨大的,玻璃建造的起居区,夹在两块混凝土覆盖的平板之间,其中心是一座上下移动的机械平台,可以从酒窖,电视屋到达起居空间和楼上的卧室。这幢房屋的设计大到不仅可以容纳莱蒙的父亲,同时还有他的工作人员,他自1991年发生车祸以来一直依靠轮椅行动-因此,如库哈斯先生曾经说过的,这间房子有助于“重申法国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当父亲2001年去世后,那个平台也就变成他离开的永恒纪念。当平台移动到卧室层时,它在起居室层中间留下一个空空的大洞。


这一素材似乎是任何电影制作者都无法抵御的,所以首先,如果你听了这个故事,你会想知道为什么它被排除在了“库哈斯的屋檐下”之外。其实这部影片的长处之一就是从未陷入这种廉价的情节剧中。影片从未提及那位父亲,以及莱蒙一度曾住在那里这一事实。取而代之的,开始的一幕展示的是家庭女佣手持拖把,一言不发的站在平台上,然后它升高穿过这幢房屋的各个楼层。在一种茫然的气氛中,她走出来开始做日常家务,抖抖窗帘,擦洗地板,给楼梯吸尘,在这个过程中,这幢房屋从一出诗意的幻想表演演变成了看来直截了当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在某个地方,一位园丁认真的将水管绕成松散的一盘,它的形式是为了与房屋螺旋形的主车道交相呼应。而在另一个地方,一位守门人戳着一扇窗户的底部察找渗漏的源头。水突然开始倾泻在一堵水泥墙的表面上,溅在电视机和地板上。每个人都在周围奔忙,寻找水桶。


从这里开始影片变成了一种机械芭蕾。平台再次缓缓上升,这次载着空空的桌椅。当它卡入位置时,导轨掉了下来,尽管人们还在忙着冲洗地板。另一个地方一扇舷窗砰的打开了,有节奏的上下弹跳一番。两片烧糊了的吐司从烤面包机里跳了出来。(为了避免你没看明白其中的意思,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的漫画闪烁在电视屏幕上,这部作品讽刺了皱皱巴巴的法国中年男人应付不了现代生活的情形)


这是影片最吸引人的一段,它触及了制作者的核心观点:证实建筑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小的细节中,在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小小胜利和失败中。在这个过程里,它们将建筑作品本身人性化。尽管被简化成一系列机械操作,这栋建筑仍然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同样有生气,他们被锁在一起跳着笨拙的舞蹈。

 

一名清洁部门的员工正在工作,毕尔博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弗兰克·盖里设计

 

后期的几部影片水准更为参差不齐,部分由于影片制作者不能得到相同等级的授权,部分由于这种叙事体-总是从伟大的建筑创意到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开始让人觉得没有新意。影片处于最没有说服力的状态,有趣的是,当建筑游移到背景上太远的地方时,人物反而占据了所有的空间。


毕尔巴鄂美术馆的影片包括一系列美丽的镜头,拍摄窗户清洗工在这栋建筑波浪起伏的玻璃钛合金表面上悬绳上下。其中一位工作者一边悬吊在绳子上,一边说他在这里找到了老婆,她作为游客前来参观美术馆的时侯他正在工作。“人们对我们比艺术作品更感兴趣,”他说。


但是摄相机迅速移到了外面,美术馆变成了为游客和街头艺人设置的某种舞台布景。在建筑前面抓拍到一位年轻的新娘在空气中摇动着花束。不远处,一群游客坐在低矮的石头栅栏上,试着用褶皱的锡纸制作折纸雕塑,显然是参考了建筑物钛合金的表面。你从没能见到实际的画廊,它被处理成和整个美术馆的体验毫不相关似的。


最新的影片是关于法国庞马洛的一座葡萄酒酿造厂的扩建工程,由瑞士公司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建筑实际上完全没有出现。业主的儿子带我们游历了各种房间,认真地依照建筑师视点的安排,但是摄相机跟他贴太紧了,你从没能真实感觉到他们设计的空间。直到最后,一大群穿的像牛仔的工人在新的大餐厅聚会上烤糖稀。这到是个兴味盎然的时刻,不过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迈耶先生的教堂在其影片中得到了相对公平的对待。在一组该建筑的俯瞰镜头之后,摄像机停留在牧师的身上,他为曲线的围墙提供了吸引人的说明:这些围墙使他想起牡蛎,而教堂里的会众就像是珍珠,或者他们也可以象征巨大的帆,推送着天主教会走向未来。我们看到教堂安置在门口的一名守卫阻止朝圣者们越界。实际上,在那里进行圣诞弥撒的会众,已经溢到了教堂前的广场上,这座建筑精美形式的魔力就在于把大家赶回家。


所有这些影片力求将常人放回他们所属的故事中心。如果平衡的不错,像现在这样,你就会开始想象一种默默的对话正在建筑和居住于这些作品中的人之间展开,好像他们正在跨越时间,空间和思维方式的界限,努力互相理解。

 

影片中的一幕,理查德·迈耶的千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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