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避难所的状况

作者:Ernest Beck

来自:设计观察家(Design Obsever)

原文:State of Shelter

救援组织人员在紧急安置房屋方面仍依赖于和以前一样的基本选择,但是新的想法正在酝酿中

 

帕特里克·沃伦(Patrick Wharram)的轻量紧急避难所。

 

当帮助地震灾民的援助和救援物资运抵海地时,注意力都集中在迫切需求上,诸如食品,水,医疗和临时避难所。避难所在紧急救援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它不仅保护灾民免受天气状况的影响,同时在这种可怕的生活条件和崩塌的基础设施中,提供一种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样貌。 就绝大部分而言,救援组织仍依赖于以前的备用物资,诸如帐篷和雨布之类,搭建紧急避难所。它们便宜而且便于运输和安装,而且,即使在海地震后这种不安定的条件下,它们仍基本上满足了迫切的避难需要。“什么东西都不如一卷蓝防水布有价值。”甘斯工作室的黛博拉·甘斯(Deborah Gans)说,这家纽约的建筑公司正致力于灾害救援安置领域。


现在已经有代替雨布和帐篷的革新型改进产品,依据过去十年来从亚洲海啸到卡特里娜飓风,以及巴基斯坦,中国,伊朗的地震等灾害研制而成。这些设计使用新型轻量材料,以及沙袋或本地原材料,诸如重新包装的粘土或泥土。它们同时包含更灵巧的折叠和包装方式。 但是新设计也面临阻碍:它们通常比雨布和帐篷要昂贵;它们未经过广泛的实地测试;它们也没有大量的库存储备,这意味着诸多援救机构不能依赖它们进行快速部署。而且,与其将新设计应用到提高紧急安置方面,不如说他们更适合用于救援第二阶段的过渡性安置工作,这个阶段衔接在紧急避难所和永久性移居地之间。

 

实体帆布(Concrete Canvas)避难所的安装步骤。

 

相较于诸如雨布和帐篷等软式解决方案,新近推出的实体帆布避难所-这种可快速部署的硬体避难所使用灌注强化织物制造-是一种更为坚固的实体结构,可以在数小时内搭建起来(你只需要水和供空气压缩机使用的发电机即可)。但是一个270平方英尺的单元就要花24500美元,而且由于这是英国实体帆布公司研发的一种新技术,其供应量非常有限。“它原本是为军事用途研制作为野战医院的,实体帆布可能不适用于海地的短期安置工作,但是可以作为基础设施的备份,比如用作医院和临时手术室,”该公司业务经理彼得·布瑞恩(Peter Brewin)解释说。

 

黛博拉·甘斯的展开式房屋

 

实体帆布避难所不像臭名昭著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活动房那么贵,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数年间,这种活动房用于安置移居者,每间造价67000美元。一个稍微不那么昂贵的途经也许是甘斯的展开式房屋,它基于两种基础结构圆柱构建,一种是卷纸,一种是竹子,可以提供收集降水的屋顶,并且安装了光电池单元。核心房屋包含运费可能在“几百美元”,甘斯说,该设计原本是为科索沃难民营研制的,却从未能投产。


像环球村避难所这样的预制活动房屋可以作为另一种选择。这些实体防水建筑使用挤压成型的聚丙烯材料制成,并能以平板包装运输。小型65平方英尺的单元大批量订货的话价格约1000美元,但是需要花8周时间制造。环球村避难所的创建者丹·费拉拉(Dan Ferrara)说,这种避难所比帐篷好的地方是它们的坚固“提供了一种家的感觉”。

 

环球村避难所

 

帕特里克·沃伦的轻量紧急避难所在社会改进网站Design21的比赛中首次荣获设计奖,它便于运输和搭建,并且具备可持续发展元素-它使用可回收的聚酯纤维网和铝制造,因此紧急状况结束后它还可以再次使用或者回收再生。而且,可折叠的框架和聚酯纤维材料缝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单元。这意味着没有容易丢失的自由部件,安装更加简单。“整个避难所是连在一起的一片,从包装状态以六角形手风琴的方式展开,并以刚性形式锁定住,”自由职业设计师沃伦解释说。“在海地这种自然灾害中,救援人员和本地群众最不需要的,就是还得操心怎么去搭建一座装配结构复杂的避难所。”


遗憾的是,轻型紧急避难所还未投产(预计产品雏形将在今年产生)。这对帮助海地人民来说太晚了点,他们不得不先利用好雨布和帐篷搭建临时住所,以便开始恢复他们的生活。

文化主管陷入仇视的抗议活动中:他们似乎希望我被处以极刑

作者:Melanie Reid

来自:泰晤士报(The Times)

原文: It’s as if they want me executed, says culture chief enduring hate campaign

 

Dr Bridget McConnell: 'Those who are protesting are not simply interested in expressing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but want to silence those they do not agree with'

(James Glossop/泰晤士报)

布丽姬特·麦克奈尔(Bridget McConnell)博士:“那些抗议者不是简单的想要表达一种不同的观点,而是意欲压制他们反对的那些人。”

 

信件和电子邮件每天如潮水般涌来。“淫秽!”他们呐喊着。“替你感到羞耻”,“你病的不轻”;“犯下这种罪的灵魂一定会死”。过去六个月来,格拉斯哥博物馆和艺术的主管已经遭到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围攻,他们发誓要将其赶下台。


布丽姬特·麦克奈尔博士,格拉斯哥文体主管,手握一亿英镑善款负责城市的文化工作,她对于这种针对她的“个人迫害”感到担心。


“这简直就像是遭到肉体虐待,”她说。“你每天都遭受这种打击,然后你收拾心情振作起来,但是接着你迎来第二天早上它又全部卷土重来。这真是一场消耗战。”


从六月开始,当时格拉斯哥现代艺术画廊的一场艺术展览引起了争吵,这次展览的主题是关于同性恋和宗教的,其中有在圣经上留言的环节,麦克奈尔博士-她的组织机构资助了这次展览-已经成为一群有组织的抗议者的目标。


她已经收到2000多封信件,电子邮件和电话对她进行攻击,并反对该艺术展。已经有情愿书以及个人请愿者到她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例行公事的遭到了围堵,这些带着高音喇叭的团体要求她做出忏悔,她的员工更是身心俱疲。


将麦克奈尔博士作为针对的目标引起了担忧,警方已将其记录在案,而且至少有一次画廊不得不报警以应付外面的示威游行,当时员工遭到“严重威胁”。


与名为“基督教观察”的英国组织有关的一个网站上,参加者公开宣扬他们的意图是将麦克奈尔博士从她的位置上赶下台。


她同时被登载在英国国家党(译注:极右党派)通讯封面的显著位置,其中一篇文章声称她把公款“滥用”在这个展览上,以图压制再次引入同性恋刑事犯罪化的议案。


格拉斯哥各天主教会教堂的布道中已经发出训诫谴责该艺术展,而且这星期有一个人-保罗·曼斯巴克(Paul Mansbacher),一名已被苏格兰独立教会禁绝的基本教义派新教徒-致信格拉斯哥大主教辖区,鉴于他所描述的这种资助“亵渎上帝的行为”,要求“官方公开将麦克奈尔逐出天主教会”。


麦克奈尔博士特地对泰晤士报表示:“一点都不夸张的说,从去年8月到现在,每个工作日我都不得不应付一些关注此问题的抗议者。更进一步的担忧是,那些提出抗议的人不是简单的想要表达一种不同的观点-他们有权这样做-而是想要压制那些他们反对的人。大量信函中表现出来的威胁,胁迫以及厌恶妇女实在令人深感忧虑。”


“遭到这种来自完全陌生人的恶意和侵犯,会使你觉的他们好像要进行公审。他们持续的表达出这样的感觉: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是穆斯林的话我们可以为此谋杀你。我可没那么天真。我知道我身处公开职位,而且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生活,我不想抱怨。我感到非常不快是因为这种抗议活动变得相当个人化并非常恶毒。”


“在它的背后有一种真正有威胁的侵犯-同时也恐吓到了我的员工,他们不得不应付那些电话。”


“这使人身心俱疲,而且你真的会开始感到对个人的威胁。你无法习惯这种东西。”

 

IIn God's Image - and exhibit in which the public was asked to add their names to the margins of a copy of the Bible. Some, however, doodled or wrote obscenities

我在上帝的图像中(IIn God's Image)-这个展览请求公众在圣经的书页上添上自己的名字。但是有些人胡涂乱画或者语涉猥亵

 

公开论战发端于上个夏天名为“呼喊(sh[OUT])!”的展览,其中包括知名艺术家如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作品,并将其主题设置为表现从事艺术的同性恋者。该展览是一个更广泛的当代艺术项目的一部分,主题涵盖宗派主义和对女性的暴力。“呼喊”中有一场名为“以上帝的形象塑造”的子展览,邀请那些感觉被排斥在圣经之外,特别是出于性向理由的观众,把名字记录在其页边空白上。


但是一些人留下的记录是胡涂乱画和下流内容。圣经是放在玻璃后面的。但是故事一到了报纸上,在麦克奈尔博士看来,它遭到部分媒体的歪曲,他们暗示这是在鼓励人们主动的去污损圣经。这个故事经过国际媒体的炒作在世界各地激起了义愤。“大多数抱怨的人根本没看过那个展览,只是对每日邮报的故事做出反映,”她说。


“整个事情呈现出的样子与真实发生的事实截然不同。成百上千的人实际去参观了那个展览而且玩得挺开心。尽管如此,这一小撮人完全敌不过巨大的媒体覆盖。”


“新闻报道赋予该抗议活动一种高尚的义愤,但事实是:这是一种从完全捏造的东西反应出的恶意和对妇女的厌恶。”


“这些人大多数对事实不感兴趣,更不用说进行合乎逻辑的辩论。他们的影响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麦克奈尔博士说该艺术展已经“被媒体报道严重歪曲”。她说:“那个作品没有邀请人们污损或者说恶意破坏圣经。展览中的所有作品都是由持有各种信仰并身体力行的信徒(包括穆斯林)创作-没有故意对基督教或者其他任何展览中所表现的信仰无礼。这是一个基于重大问题的严肃艺术项目。”


美术史学家麦克奈尔博士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已经不再是信徒,据说她还因为一些无需负责的艺术展览遭到抗议活动者的攻击,比如有人在格拉斯哥艺术学校推出油炸圣经,以及有变性女参加的舞台表演。


她说抗议者已经到了让他们开始感觉危险的地步。“这是典型的迫害。令人联想起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暴徒画面。毫无疑问,如果有机会咒骂和近乎于使用暴力,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有一种感觉,跟他们没法讲理...我觉得非常困扰的是,日益感觉到他们持有并发展了这种基本观点和行为,要让那些他们憎恨的人-没有别的词可以用在这儿-不应该有任何表达意见的途径。


“有时候你一进来...你不得不回应一份谩骂的信件,而那里已经有数百封,如果还没上千的话,而且你会想:他们这写的是谁?我只是一个人,但愿我真能有时间变得像你们说的那么邪恶。”


麦克奈尔博士得到其董事会的全力支持,据说她的组织对格拉斯哥现代艺术画廊的展览造成的所有冒犯表示歉意“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意图,也不是艺术家的意图”。她接着说:“可惜人们没有权利禁止别人的反感,而且主张这种辩论涉及对基督教的攻击,实际上,就是在主张反对多元主义和言论自由。”


她承认抗议活动已经造成冲击。“对我个人的损害是间接的-我的家庭成员觉得这非常糟。”她还说这使她更加孤立并且承认:“如果我想要策划什么活动,取得各种支持变得更加困难了,下一个可能损害的就是格拉斯哥在艺术方面的先锋声望了。我的长处之一就是博采众家之言,当前的抗议活动造成的一个恶果,就是使我看起来像个宗派分子,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她说在这次论战中有“毋庸置疑的经验教训值的汲取”,其一是该组织的董事会应该预先了解这种内容。但是她说:“我们还是一定会完成展览。内容不会有一点差别。”


基督教观察设置的网站www.csgwatch.com上,抗议者声明他们的目标是阻止该市支持这种侮辱基督,圣经,基督教的活动与项目,并且“让布丽姬特·麦克奈尔从她的职位上下台”。


组织者之一,来自贝尔斯登的鲍勃·汉迪赛德(Bob Handyside)说他们与其相信麦克奈尔博士与他们有积怨,倒不如说反之亦然。“我们不是激进分子,我们是平凡的圣经信仰基督徒,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他说。


“她正在运作活动。她有资金,纳税人的钱,她三次攻击圣经。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伊斯兰教身上。我们的义愤比她的要合情合理的多,那个女人花了公众13万2千英镑,她正在背叛基督。


“抗议日益壮大,我们对未来6个月有所计划,但是如果她承诺改变立场,抗议就会停止。”


问及抗议活动是否出于厌恶妇女,76岁的汉迪赛德先生说:“实在骇人听闻。这和妇女有什么关系?这个女人刻意抹黑寻求反对我们的理由。这与妇女,同性恋权益和同性恋没有一点关系。相关的一切都是强加给基督教和冒犯我主耶稣基督的。”


斯特拉斯克莱德警方发言人说:“我们可以肯定在斯特拉斯克莱德警方和格拉斯哥文体组织之间有函件交换,城市中心警局的警官对员工采取了犯罪预防措施和个人保护。”

 

A comment card from amongst those left by protesters at Glasgow Gallery of Modern Art

抗议者在格拉斯哥现代艺术画廊留下的留言卡之一

 

抗议者的留言

发送给麦克奈尔博士及其员工的许多留言部分如下:

“你很幸运不是在伊拉克或者阿富汗长大的,在那里你不会接受教育,如果你是在那里你受到的惩罚将会很残酷”

“你病的不轻。你应该对自己感到羞耻”

“男女同性恋让人恶心。性异常是一种罪。犯这重罪的灵魂一定会死”

“我敢说你不敢放一本可兰经在圣经旁边。不过我知道你不会的,因为穆斯林的反应可很不同,还有格拉斯哥文化体育组织,他们都是懦夫,知道了么?”

“你最近的那些戏法不是艺术,那是煽动性的仇恨。你已经犯法了”

“你怎敢,你怎敢。如果你烂在地狱里只能怪自己”

“你既可悲又有病”

“你恐怕不敢在可兰经上写字-那样你将承受糟糕得多的命运,像那些在伊斯兰国家反对伊斯兰教的人一样”

“我希望有人一把火将其夷为平地”

“拿可兰经试试,我肯定你会承受肉体上的恶果”

“淫秽”

 

相关链接“

“天真的”艺术家寻求签名却得到下流的涂鸦

画廊鼓励观众污损圣经

推访:查尔斯·萨奇

作者:Mark Edmonds采写

来自:泰晤士报 Times

原文:Witter: Charles Saatchi


世界最快访谈-回答最多140个字

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我从没想过需要弄一份什么真正的工作。

 

采访者:你现在在做什么?

萨奇:刚醒,看电视上的亚特兰大赛道纳斯卡赛车看到第72圈的时候睡着了。

采访者:比赛没劲?

萨奇:车子不停地绕圈跑让我犯困,比安定好使。

采访者:你回避了采访和展览的开幕仪式。你是特害羞还是爱低调?

萨奇:我低调的让人烦。害羞主要是为了掩饰我懒得社交。

采访者:你很懒么?确定你是受?

萨奇:我在学校的时候特懒,被赶着我也一直是能少干点就少干点。走运的是,我从不需要守着一份什么真正的工作。

采访者:不过你以前不是一个执着而有抱负的广告人么?

萨奇:广告就是找乐子随便玩玩。整天四处晃荡寻觅一下艺术品又不是下井挖煤。

采访者:你想念广告事业么?

萨奇:嗯,但是不是你那个意思。我为了“想念”它用Sky Plus把插播广告都快进过去了,(译注:Sky Plus是数字电视台的一种个人录像服务)

采访者:为啥?

萨奇:因为自从我不干了,现在广告比别的节目还弱智。看我多低调。

采访者:作为亿万富翁,或者说至少也有百万富翁乘N,你怎么对付信贷紧缩的?没割爱个游艇唔的?

萨奇:我也想自己驾瘪舟出海,但是幸运的是除了艺术品之外,什么奢侈品都没。我车开10年了经常打不着火,咱没游艇。

采访者:画商每天想卖给你多少画?

萨奇:80张算得上是个好日子,不过如果是8张就更好了。

采访者:你寻觅什么样的技巧和特质去发现一名伟大的艺术家?

萨奇:我不知道。这就是我喜欢去挖掘的原因。

采访者:撒切尔夫人有趣么?

萨奇:从没见过。他们不让我接触任何客户。但我哥觉得她还挺逗的。我意思说好玩,可不是傻妞那种。

采访者:你是忠诚的托利党么?

萨奇:我从没投过票。不怎么在乎给哪个党打工。看来你觉得广告文案是发自内心写出来的,偶深受感动。

安尼施·卡普尔的奥运作品?至少他不用考虑排水沟

作者:Jonathan Glancey

来自:卫报 guardian.co.uk

原文:Anish Kapoor at the Olympics? At least he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drains


卡普尔提案在奥运会场址建造的塔楼将是一件终极奢侈品-一幢完全不受日常生活功能限制的建筑。


芝加哥的城市剪影反射在安尼施·卡普尔的云门(Cloud Gate)中-在奥运塔的设计上他将会发挥到什么地步?摄影:Jewel Samad/法新社/Getty 图片社

 

看来我们似乎要放任安尼施·卡普尔自由的在东伦敦斯坦福德2012伦敦奥运会场址上设计一座巨大高塔,由钢铁巨头拉克希米·米塔尔赞助。就像是一座总体上更为朴素一些的云霄塔-这座飘渺的,刺破青天的桅杆式建筑耸立在在南岸,由建筑师鲍威尔和摩亚设计,是1951年不列颠博览会的标志-而卡普尔的塔将与富想象力的结构工程师赛希尔·贝尔蒙得(Cecil Balmond)合作设计,它比奥运公园其他的任何建筑委托项目都能更具说服力的吸引大量眼球,也许只有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水上运动中心能凭借诸如一个点燃的火炬之类的东西压压它的风头。


但它也确实引出了一些疑问。首先,什么时候雕塑更像建筑而不是艺术作品了呢?那么,什么时候艺术家变成了建筑师-至少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法律上的话(毕竟你不能自称建筑师除非你有相关资质)?还有第三个问题:艺术家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能接纳建筑师们么?


 

在建筑的专业性被正式承认很久之前,建筑师,艺术家,手工艺人和建筑工人或多或少的自由跨越公共学科领域工作。他们中最伟大的-米开朗基罗,其思维跳跃如某些奥运跳高运动员-同时创作了一些最精美的绘画作品,雕塑和建筑。甚至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当时建筑行业已经久负盛名,那个时代最富于想象力的建筑灵感也同时受到素描,建筑,绘画或者装饰的启迪。在巴塞罗那,诸如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或者多梅内克·蒙塔内尔(Domènech i Montaner),想必同时是艺术家和营造商,维也纳的奥脱·瓦格纳(Otto Wagner)或者格拉斯哥的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也是如此。麦金托什晚年放弃建筑之后,在法国南部画的水彩相当出色。


现在将建筑师和艺术家的角色分开的的原因在于,艺术家可能受邀设计需要与工程师合作的巨大建筑,尽管他们总是很难发挥出作用。建筑必须在实用层面上发挥功用。大多需要水管,热力,盥洗-对斯坦福德的高塔,所有这些务实的元素,卡普尔都不需要考虑。我不是说艺术家不能设计一座完全功能性的建筑,还不如说我是在说一些当代建筑师并不是伟大的雕塑家-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及其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浮现在脑海中。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参观下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阿纳华克之家,它位于墨西哥城科约阿坎。由艺术家本人建造,这座怀旧的1950年代建筑,灵感来自于玛雅和阿兹特克建筑,这里安放着着艺术家的收藏品,这些征服时期前的艺术作品非常吸引人。


 

这样的建筑却很少见。艺术家能为一个项目带来一些其他的东西:不寻常的想象力。卡普尔创作的位于芝加哥世纪公园的云门雕塑-110吨镜面抛光的不锈钢-戏耍着周边城市环境无限扭曲的景象,特别是那些摩天大厦组成的丛林。这里,一位真正热爱建筑的艺术家将两个学科-艺术与建筑-融会贯通并凝练出其精华。


在某些方面,云门是一个诉求的模型。在完全功能性建筑和以建筑的尺度设计建造的艺术作品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两者之间的自由发挥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潜在可能。卡普尔应该抓住这次奥运的机会好好疯一把。

摄影师莱涅克·迪克斯特拉(Rineke Dijkstra)最好的照片

作者:Andrew Pulver采写

来自:卫报 guardian.co.uk

原文:Photographer Rineke Dijkstra's best shot


他们的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行李箱里,因此衣服都是皱的,鞋子也不合脚,她还穿着怪异的袜子


“我也要照相!”...阿尔梅蕾莎(Almerisa)的肖像,六岁,来自图兹拉的一个波斯尼亚穆斯林家庭,摄于1994年荷兰的一所难民中心。摄影:莱涅克·迪克斯特拉

 

1994年,作为某艺术项目的一部分,我受委托拍摄寻求避难者中的儿童,我去了位于荷兰莱顿的一个难民中心,我在开始工作之前在那里待了三天。


所有的孩子都穿着运动服体恤衫。我估计他们觉得还算舒服,但是我感觉他们看起来就像穿着睡衣。我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肖像要展出,他们应该穿上漂亮的衣服。我问其中一个萝莉有没有连衣裙,她说当然有了,于是我决定拍她。


另一个女孩开始哭起来,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想照相!”她的名字叫阿尔梅蕾莎-她就是这张照片里的女孩。她当时6岁。他的家庭来自图兹拉。他们是波斯尼亚穆斯林人,但不是信徒。在难民中心,他们和五六个家庭住在一个房间里,一块8米乘8米大小的地方。床铺互相摞在一起,他们挂上一些毯子以求保留一点隐私。


开始,我拍了一张阿尔梅蕾莎在床上的照片,身后挂着各种毯子,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我不想利用她的处境吸引眼球。我在房间的一角临时搭起了一个小摄影棚,这下效果好多了。如果你不在一张照片里解释所有的东西,小细节就变得非常重要:那身衣服,那把椅子,那个橱柜的一角。他们的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行李箱里,因此衣服是皱的,鞋子也不合脚,她还穿着奇怪的袜子,和裙子完全不搭。


在我拍下这张照片几年之后,我开始想知道阿尔梅蕾莎后来的经历,于是我追查到她的下落。现在,我每隔几个月就去给她拍照。照片总是越来越有趣:她开始变了,慢慢地接受西方欧洲文化。我觉得整个过程非常动人:一个孩子,从东方到西方,从战区到和平。

 

出生:荷兰锡塔德,1950年

推崇:奥古斯特·桑德尔(August Sander),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

激动时刻:“在多年从事委托摄影之后,我开始拍自己的照片,一系列海滩肖像摄影。”

要窍之处:“一直忠实于你自己的体验。拍摄你喜欢的东西而不是你讨厌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重要。”

修复被撕破的毕加索名画,面临诸多问题

作者:CAROL VOGEL

来自: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原文:Questions Over Fixing Torn Picasso


 

从1952年起,“演员”这幅毕加索玫瑰时代的罕见作品,就和这位西班牙大师的其他早期作品一起,一直非常醒目的悬挂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是到了这星期一,你就只能在一个新的临时地点找它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保护实验室,在那里,面对这幅有105年历史的油画,专家们将试图为它现在的外观问题制定出最佳行动方案:它的右下角有一道不规则的6英寸纵向撕裂。


星期五下午,一位正在博物馆上成人教育课的妇女意外的摔倒在“演员”上,造成了这条裂口。根据周日发布的声明,博物馆行政人员表示由于损坏不是发生在“作品的焦点”上,他们希望能将其修复的“很不显眼”。


这次意外令人回想起另一桩牵连到毕加索作品的“人-画冲突”。2006年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老板斯蒂芬·A·韦恩(Stephen A. Wynn)把胳膊肘放在了“梦(Le Rêve)”这幅以艺术家的情妇玛丽·特蕾丝(Marie-Thérèse Walter)为模特的毕加索名画上,留下了颇大的一个窟窿,但经过精细的修复之后未经训练的人完全看不出它曾遭此厄运。


但是很难将毕加索1932年的作品与1904-5年的画作相提并论。早期的画布更纤细,而且,我们了解到,这幅油画比他后来在创作生涯中使用的那种珐琅底作品更薄。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次意外是否仅仅波及到了一幅画。


“演员”是毕加索23岁时画的。“他非常穷困,而这些画布很贵。”毕加索传记作家约翰·理查德森说。他解释说如果毕加索创作失败,他可承受不起把画布一丢了之,他得在上边再画一张。“几乎所有这些早期画布下层都画过点什么,”理查德森先生说。


他接着说:“这个时期几乎没有大型作品而且”-以四乘六英尺大小-“这是最大的作品之一。它非常重要。”经销商表示这个时期,这种尺寸的作品价值绝对上百万美元。


这是一幅人物画-一位高挑的骨瘦如柴的演员,穿着即兴喜剧的服装,从脚灯上探出身子-经常令观众感到困惑不解,理查德森先生接着说,“人们似乎忽略了演员正站在舞台上这个不同寻常的事实。”同样不寻常的还有在右下角可以看到提词员的手臂。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人员没有说明这些手臂是否也被撕破了。博物馆行政人员也未就他们计划如何修复这张画发表意见。他们只是说由于事故发生在星期五,要花一些时间来决定最为审慎和有效的可用处理手段。


 

曼哈顿的保护工作者戴维·布尔(David Bull)在“演员”这幅画被撕破之后还没有见到过它,因此无法做出具体评论,但是他表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手法可供应用。“我们有比以前多得多的材料可供选择,以及许多新的方法,”他说。


布尔先生和其他几位同样没有见到撕裂状况的保护工作者都表示,下一步工作取决于许多未回答的问题。首先,画布是有衬里的么?


“在1950年代,60乃至70年代,有一股加衬里的热潮,但是现在我们尽可能的尝试避免使用衬里,因为它总是存在一定可能性损坏原来的画布,也会使得表面看起来晦暗或变深,”布尔先生说。“如果这张画没加过衬里,修复起来要容易得多。”


一些专家也很想知道该名妇女摔倒的时候是否造成画布的凹陷,以及裂口是直的还是有分叉的。然后还会有“演员”下层或者背面上是否有第二幅画的问题。近期的研究显示毕加索使用了一块有风景画的旧画布,那是别的画家画的,毕加索把它翻过来画了“演员”(他涂掉了原来的那张画)


像一位天才的整容外科医生,一名老道的修复人员现在有诸多选择以及大量材料和设备供其任意使用,其中甚至包括针灸的针。当然不是像在中医里那种用法,在画面上扎眼,或者去缝合画布,而是将其用在背后保持裂口平整。


这种针已经用在修复“梦”这幅画上面,威廉姆·亚克维拉(William Acquavella)说。这位曼哈顿画商正尽心于力图帮韦恩先生卖出这幅画,自从破损后“梦”就一直陈列在韦恩的画廊。“现在我们能够完成的修复工作是非常惊人的。”他解释道,并接着说当他们完成“演员”的修复工作之后,裂口“即使能看出来,很可能也只不过象是一条细细的铅笔线。”

当希腊陶瓶踩上不知从何而来的香蕉皮

作者:JIM DWYER

来自: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原文:When a Grecian Urn Takes a Step Onto the Cosmic Banana Peel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林荫大道来了一辆卡车,帮一家人把一批印象派油画从他们汉普顿的家运到曼哈顿的公寓去。还剩下一部分画作没完全打包好,两夫妇就出去吃晚饭了,给他们的女仆留言让她做完剩下的工作并把纸箱扔了。


他把画放在卧室里,然后把纸箱搬到了这所房子供服务人员出入的便门外面。


第二天早上,屋主开始往墙上挂画的时候,他们发现少了4幅画。“他们上蹿下跳了一整天,找遍了每一个地方,”安盛艺术保险(Axa Art Insurance)美国理赔管理部门主任科林·奎恩(Colin Quinn)说,“到最后他们向我们报了案。”


女仆已经为他们家工作了10多年,无可怀疑。奎恩先生表示。结论是那些画还好好的装在箱子里,只不过是以被扔进垃圾箱里而告终的。他说。当保险公司调查员赶到的时候它们早就不见了。


“这就是那种‘哎呦’索赔,”奎恩先生说。


星期五,一位妇女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上课的时候拌倒在“演员”这幅画上,那是毕加索1904年或1905年的作品。画布右下角被撕破了。


纽约和其他许多拥挤的大城市一样充斥着随处可见的艺术品-没准就掉进或者被扔进垃圾桶,要不就是听任从虚空穿越而来的香蕉皮的摆布。2000年,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的一幅素描被苏富比伦敦拍卖行意外的丢进了碎纸机,这张画价值超过10万美金。在英国剑桥的菲茨威廉博物馆,一个人因为踩到鞋带绊倒在楼梯上,一下子把三只清代花瓶摔得粉碎,卫报曾报道过此事。


 

还有呢。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的一幅油画“意大利广场(Piazza d’Italia)”曾挂在荷兰市政厅的墙上,当时隔壁的银行正开始进行拆除工作。一颗拆建铁球穿墙而入在画布上砸了个大洞。而在德国一只明朝漆盘-有600年历史-遭女管家一肘摔在地上一命呜呼。这两件物品由安盛艺术在2009年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严肃的予以展出,并配上说明文字“保护的冲动”,尽管它也不妨直说,“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吧。”


纽约几大博物馆的代表说观众和艺术品之间的碰撞很少发生,而且他们也不想借着谈论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件小事故抢什么风头。


“意外总会有,”现代艺术博物馆发言人表示。“但我们这没有什么可在新闻媒介上谈论的事故。”惠特尼美术馆也没“什么可贡献的。”一位发言人说。弗里克美术收藏馆发言人海蒂·罗西瑙(Heidi Rosenau)说,比起损坏的毕加索,他们那儿可没发生过与之旗鼓相当的事故。


所有大型机构都有保持人们与艺术作品之间安全距离的措施-有人趴在绳索栏杆上会触发监控报警器,保安频繁的在画廊之间换班以保持其视觉敏锐。


弗里克美术收藏馆坐落在第15大道上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建造的一幢大厦中,相较于一些更大的博物馆,这里的环境格外宁静。这种祥和来自于一种主动防御:10岁以下儿童谢绝入内。


罗西瑙女士说:“这是一项为时已久的规定,相关源由是我们在展览方面的设备数量很少。展品大都没有放在玻璃展柜里。这是一所私人收藏家的住宅,不是那种大型机构。”


 

艺术灾难在哪里都可能发生。1995年,绿苑酒廊的一个晚会上,当时担任驻爱尔兰美国大使的珍·肯尼迪·史密斯(Jean Kennedy Smith)因促成了北爱停火受到“爱尔兰美国人”杂志(Irish America)的嘉奖。为了庆祝这一事件,一块沃特福德水晶被雕刻成带有白头鹰的美国国旗造型,这是一块很大的,璀璨的巨型玻璃,将由庆典司仪投资银行家唐纳德·基奥(Donald Keough)颁发。


但是在水晶到基奥先生或其他什么人手上之前,另一位发言人走向讲台的时候刮到了这座雕塑,将其碰翻到舞台的后面。


基奥先生低头看了看地上的残骸深吸了一口气。


“大使夫人,”他宣布,“你将成为历史上收到爱尔兰水晶碎片最多的人了。”

建筑案例展示:Canoes Landscape(独木舟风景)

作者:archinect

原文:ShowCase: Canoes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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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阿拉(Zahara de la Sierra)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它位于一座小山顶上,像一股粘稠的液体沿着斜坡流淌下来。山脚下有一道混凝土堤坝,形成了一座水库。

村公所计划设置一个消闲娱乐区域,嵌入较低的山坡处,紧挨着水库。

此景观主要由散落在小块土地上的几幢小白房子构成。景观的鸟瞰图是按照这块区域中绿色和白色小点的分布决定的。

这座存放单人艇的建筑是作为这片风景中的又一个白点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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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线界定了这个项目所处的确切位置:

从狭窄的公路上有一条支线通往水面,空中的高压线穿过该地点的上部,以及水库的洪水水位(在大量降水之后,河流会上涨得很快,而当雨水到达水库时,可能掀起波浪使水位升高到这个最高泛洪水位)。

这些条件,再加上其他因素,诸如地基处于不稳定岩层上,决定了这个建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鉴于这些状况,很难去设计出一个基于垂直几何的规则体造型。因此这个建筑开始变形,它变成了一个畸形的几何体空间,对这个地点强加的种种限制做出了总结性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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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座建筑还可以作为一条旁路,它连接了位于二级公路起始处的停车场和水面附近的防波堤,因此这个提案在这两点之间设计了一条小路。人们穿着日常服装从游客入口进来,从另外一头的出口穿着运动服带着单人艇离开,前往水库的水域。这样看来,这座建筑又变成了一个换乘地点,作为半路上的一个停留点,一个小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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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建这种的环境,我们使用了该地区常见的建材,主体部份使用白色,偏黑的瓦片屋顶上点缀着白色的天窗。这些特点赋予了该建筑某种景观特色。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座“建筑风景”,一座独木舟风景。

通过这种手法,建筑作为一个白色元素与这片区域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

我们将这个项目建成单层的;主要部分是一个存放单人艇的大空间,并附加了服务空间,在红色的小屋里组合安置了淋浴室,洗手间和更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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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规划图,↑ 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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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图,↑ 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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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规划图,↑ 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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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规划图,↑ 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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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断剖面图,↑ 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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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图,↑ 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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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o Barreno Arquitecto由建筑师Julio Barreno Gutiérrez和技术工程师Rocío Román Aguilar组成。

2010年的英国-来自1990年的预测

作者:Peter Conrad

来自:观察家(The Observer)

原文:Britain in 2010 – as predicted in 1990


 

20年前,我们出版的那期杂志展望了2010年的伦敦。我们的专家团队预言了颇具未来主义味道的单轨电车,控制降雨的机器,以及阶级斗争导致城市分裂。取而代之的,我们现在有了伦敦之眼摩天轮,“小黄瓜”大厦以及全民处于iPod和移动电话的奴役之下。我们回过头来问那些专家:我们的预言中了几个?


1990年,一个世纪行将结束,而伦敦-失利于人口流失,交通窒息,因出租给穷困青少年作为宿舍而形成的贫民区导致了破旧建筑的增加-看起来奄奄一息了。展望未来20年,观察家杂志想象出一幅逆乌托邦景象,就像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大都会(Metropolis)和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里那样:一座二元城市,既有住在高耸入云的塔楼中,遥不可及的富人,也有囚禁在地下的穷人,三分之一的世界被淹没,人们急切的逃亡另一个行星。绝望甚至将我们降格到赞同查尔斯王子的层次,他曾经气愤的抱怨城市的“不人道”。


领袖们被问及对2010的预言时纷纷警告会有麻烦。工党下议院议员托尼·班克斯(Tony Banks)预计在炫耀的富裕和阴冷的贫困间扩展的鸿沟将唤起阶级斗争。城市规划师彼得·豪尔(Peter Hall)对无所顾忌的贪婪驱使的房地产市场忧心忡忡,并且注意到一个被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的,无法归属于社会的下层阶级的存在。记者彼得·凯尔纳(Peter Kellner)建议伦敦的人口应减少两百万-他是不是想来一场近便的瘟疫,或者是一次特别严重的基地组织暴行啊?-并且以身作则的突然移居剑桥。


这是个假警报么?水落石出,世界末日被避免了。没有僵尸蹒跚过荒弃的皮卡迪利广场,像丹尼·鲍伊尔(Danny Boyle)的电影惊变28天(28 Days Later)里那样,滑铁卢车站附近的铁路拱桥和地下通道也没有变成营养不良的逃难者和他们悲嗥的狗的集体宿舍。上星期,我请求令人沮丧的预言家们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2010预测,他们不得不丢人现眼的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1990年我为独立杂志(Independent)的专栏写了一点撤出伦敦的戏剧,”凯尔纳说。“现在一切都被宽恕了,而我终于也搬回来了!”凯尔纳位于东区的公司为汇丰银行和汽车电话仓库(Carphone Warehouse)之类的客户做在线投票,他雇用了80名技术人员,大多数20年前还没生活在这个国家。“我没料到是伦敦做为一个有机体拥有靠吸收大量移民壮大的能力,这使它如此生机勃勃和令人兴奋。当前的政府已经减小了曾经困扰我的富裕与贫困之间的差距。”


凯尔纳热衷于布朗的扣税以及对最低工资做的改革,可能其关键所在是出于对婚姻的忠诚:他的妻子,阿什顿女爵(Baroness Ashton)现任欧盟执委会副主席,是负责“确保开端方案(Sure Start)”的部长(该方案被布莱尔吹捧为“新工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彼得·豪尔后来因致力于控制他称之为欧洲“多中心大都市地带”的增长而被授与爵位,而在1990年,他还担心巴黎会代替混乱不堪的,无政府主义的伦敦成为“整合欧洲的商业文化中心”。


“我不再坚持那些观点了,”他告诉我,“法国人好高骛远还爱吹牛。这是一种可以上溯到路易十四或者罗马帝国的习性。但是结果不过是空泛的夸夸其谈:他们有10个建筑师团队提出的想法大多是无法建造的,或者就不应该建的,-诸如位于奥斯德利兹的新国家图书馆。伦敦还有点邋遢,尽管各个地区看起来奇特诡异,像霍斯顿(Hoxton)或者肖尔迪奇(Shoreditch),但确实起作用。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应给与表扬,他的想法还算正确,比如创造新的公共空间。当然实行起来很困难。位于帕丁顿的运河沿岸环境很优美却没有人注意到:因为你满眼都是糟糕的建筑-我称之为地面铲子,它们太矮太胖实在称不上摩天大厦。”


1990年建筑师和设计师奈杰尔·科茨(Nigel Coates)对未来有个更为异想天开的观点,他相信伦敦有能力发生突变,把预言当成了幻想的许可证。他预见通过令人头晕目眩的屋顶步道吹送上下班的人们,借助飞艇般悬浮在头上的气象罩来重新分配降雨,而且为牛津街规划了一条单轨电车。泰晤士河将成为水上游乐场,在把途经滑铁卢的大多数列车变更路线之后,这里被艺术委员会接管,并作为画廊再次推出。他建议,巨石柱般的小砾石灰浆塔楼可以“以接近零租金分配给年轻,单身的无家可归者,将处分社会越轨行为并准许进行生活方式实验。


面对这幅太空时代的景象科茨大笑。“我错了!”他喊道。“建筑师被迫出于好意的看待事物。我们遏制自己的阴暗面,不然谁会用我们?我们中间没人预见到的是,开发商会狼吞虎咽的攫取每一寸可用的空间并将其变成豪华公寓。在我描绘的那副全景画中,我把发电厂标记在河浜区的‘撒切尔商务博物馆’。也许我在这一点是对的:整个城市,所有那些令韦恩和霍尔斯摩克的尖顶相形见拙的建筑吊车,都变成了一座撒切尔博物馆!”


彼得·豪尔关于城市理论的早期作品之一曾质疑“铁路能挽救城市么?”并且给出了当然的肯定回答。1990年他辩论应该为连接运输建设联通设施-通往希斯罗的快速列车,欧洲之星的售票点,交叉铁路(Crossrail)-都已经在建并将建成。但是它们能达到预期的功效么?我们谈话的那天上午,豪尔路过国王十字并停下来凝视着整修的场景。“真是焕然一新,感谢出色的交通转运设施。卫报和观察家在这里,因此这是一个媒体中心,还将建成一座艺术大学,以赋予其额外的活力。这是它的能力和效果的一个范例。”


最近我曾在这个地区肮脏的外围迷路了,我联想到的糟糕景象出现在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的最后影片非法入侵(Breaking and Entering)中。恢复生机的圣潘克拉斯有着高耸的,星星闪耀的屋顶,它的后面却是地图上都没有标示的,荒芜的,在明格拉的故事中,这里徘徊着毒品贩子,俄国妓女和塞尔维亚难民营的盗窃团伙。裘德洛试图说服摄政运河改变其航向采取书法花体绕过新的办公大楼;一只衣衫不整的都市之狐正在夜间巡游,令人回忆起这里仍是一片荒地,一片野蛮残杀的黑森林。


凯尔纳那个多文化员工组成的民意调查班子已经使他与移民重归于好。年纪更大更严厉的豪尔则承认他还有所怀疑。“如果你和柏孟塞或者埃尔特姆的人们谈谈,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开心。残存的白人工人阶层已经被新来者代替,他们对此非常愤怒,这吓到了工党政治家,因为大多数敬爱并信赖他们的选民成了种族主义者。伦敦西部贺氏公司外面,有一个居民区完全充斥着索马里移民,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感到困惑,完全无法融入社会;那里的妇女们从没出过门。


“运河对岸有另外一幢建筑,所有的单元窗户上都挂着英国国旗。将敌对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置于像这样的互相对峙对城市没有好处。我很不愿意说这个,但是有时候我回家会感到惊奇。‘我听见地铁上有人说英语!’在公交车上,每个人都在用巴别塔式的各种语言对着手机窃窃私语。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些人只是从希思罗机场晃荡进来就再也不回去了?然后在夏天还有游客:每次上百万,八分之一的英国人口在流动中!”


奈杰尔·科茨更能容忍,或许可能更愿意将其归因于自己的陈腐。“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年轻人的城市。周末晚上去康奈尔花园或者南肯辛顿看看-街道就是这些孩子们夜店生活的扩展地带。我偏爱有进步的伦敦,从1990年以来它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多态,多价值观,而且节奏更快。移动电话使得人们可以借助它同时做两三件事情。这真是一幅令人惊异的场面:街道上就像现实的电视节目,每个人都发布着喧闹的长篇独白,上演着他们自己的心理剧。


“要不他们就作茧自缚在iPod里面,跟着他们脑袋里的音乐摇头摆尾。我们以前认识的那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交往已经被这些电子玩意完全取代了。”


建筑师曾希望我们被城市镇住-被它们的高耸,它们的巨大,以及值得敬仰的,雕像般的老人从他们的底座或圆柱上睥睨众生。但是科茨的伦敦是被那些战领它的人们熟练操作着的一个适应性软件。想想吧,最近那些追星族和快闪的家伙们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每一个空基座上假装雕像站了一个小时,对纳尔逊和他的护卫群狮毫无敬畏之心。


伦敦最新的名胜只有在它们不把自己认真对待的时候才招我们喜欢,不要使其僵化成永恒和历史的象征,人们期待它们能为城市增添一份快乐。汉斯·诺曼·福斯特(Hence Norman Foster)摇摇晃晃的世纪大桥,或者他那最为无礼而又最令人珍爱的地标性建筑,城里圣玛丽埃克斯街的小黄瓜,也有人称之为高耸的暗喻,或者水晶JJ。莎朗·斯通还能到哪儿去对其臭名昭著的表现狂进行心理治疗呢,她应该一边在小黄瓜的医生办公室里接受治疗,一边抽上一根禁忌之烟,就和她在本能2里演的一样。福斯特将伦敦了无生气又爱颐指气使的城市剪影顽皮的加以色情化。


首都的标志性建筑一度曾是大本钟,这位语气严肃,可靠守时的祖父,被安置在帝国势力的中心。现在,大本钟的地位已经被伦敦之眼篡夺了,尽管其安详的步法,赋予了这座城市新的使命,要它提供一连串的有趣之处,才值得我们乘上摩天轮一探究竟。不过这只眼可不适合用来盯梢;单调而烟雾弥漫的景色很快就看腻了,于是小小的吊舱变成了乘客占据的小剧场,大家互相拍个照,演点现编的小品,就像特拉法尔加广场基座上的那些志愿者们一样。


当我向科茨问起这只眼,他嗤之以鼻。“我觉得庸俗,就有点儿露天游乐场范儿。如果你要在那个地方建个游乐场,为什么不弄得更激动人心一点?我建议环绕着皇家节日音乐厅上空建造之字形爬坡过山车轨道,然后一个箭步冲过河,当然每个人都在惊声尖叫。这肯定能为缺乏组织的南岸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不过,沿河的步道还是成功的。那是我们唯一能和香榭丽舍大街相提并论的东西,一个能让你成为胡同串子的地方,欣赏风景,观察过往行人。想象一下如果只能徜徉在死样活气的牛津街那该有多糟糕!”


在一个流畅灵活的城市,这些人的神经已经被携带的数字设备加速,作为他们的家,建筑物必然是精力充沛而非笨重迟钝的,流线体型的而非表情木纳的。在斯特拉特福德附近的奥林匹克公园,两幢最为热切期待的建筑恰似一场活力的庆典,扩展了其设计所包含的种种体坛壮举:自行车赛场突然下降的屋顶模仿了将在下面的跑道上飞驰的自行车运动员的空气动力学,而扎哈·哈迪德的水上运动中心顶上覆盖着卷曲的玻璃华盖,象征着波涛悬在空中行将激起蓝绿色泡沫的浪花。


在我们等着奥运会的时候,在西区已经呈现出一幅预见未来的景象,2008年末,澳大利亚经销商在谢菲尔德布什开设了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伦敦一直为能挣会花的人提供便利:记者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在1971年称之为“一种为整个地球服务的百货商场”。但是数字时代已经改变了销售业的本质,商业街实际上已经成了多余的了。我记不起来上一次长途跋涉去买书,CD,或者DVD是什么时候了,还不如轻松快捷的在网上订。西区做出了勇敢的,甚至孤注一掷的努力将消费主义和都市风格等价起来,创造出这样一个环境,就像附带赌场的热带飞机场。


1990年,科茨预言伦敦的商业区将变成“触摸屏窗口,显示不断变化的商品并提供最新的消费信息。”但是触摸屏窗口现在变成了我们的家用计算机屏幕;街道已经被废掉了。西区冷落了它所在的这座城市,它光滑的路障,无窗的外墙漠视了隐藏在后面的排房和从前面疾驰而过的汽车。


到了里面,你又将面对一系列怪诞的布景设置:“餐厅台地”俯瞰不到任何东西;“村庄”自命舒适却缺少诸如铁匠铺之类的乡村设施,一间欢乐的酒馆比邻一座友善的墓地,一间理论上的画室由三张亚当的钢管椅子和一个沙发组成,全都包着黑色皮革,位于一个空旷的大街以避开令人萎靡的顾客-我上星期去的时候遗憾的一个都没看见-愿意停下来进行点科茨说的“传统社会交往”。


在抗拒了博士和蒂凡尼,戴比尔斯和万宝龙的诱惑之后,我最后在薇柔连锁店找到了点想买的东西,排队结账的时候看到一段本地区的历史写在超市的墙上。这个曾经是农田,新近才由开发商推出的地区取名为白城,来自一个世纪之前为皇家国际展建设的大理石覆盖的临时展馆。


附近的体育场曾举办了1908年奥运会,后来因破旧而退役作为灰狗公共汽车站使用。展馆拆毁时大理石已经碎成了粉末,但是名字却留了下来;现在隐喻性的白色城市已经在西区再次崛起,但是实际上这里不是农田也没几个世纪。在这数英亩来回搅和,估价过高的泥土上,历史不断重复着自己,破坏并再次复兴着同样的梦想,或者不如说是妄想。


1990年科茨把这种重复的过程称为“漂流”,定义为“一种悄悄地漩涡式的运动,把事物裹挟在周围同时推动着它们前进”。这就是流行的运作方式,回收过去然后把结果标记成革新,它甚至支配着天气,不是完全听任科茨幻想的悬浮保护伞的摆布。“21世纪还会有雾么?”他在先前的文章里问道。尽管他渴望有一个在线的,清洁的未来,他还是想要那个古老而暗淡的,狄更斯的小巷构成的伦敦,充满神秘与幽暗。是的,我们会面的时候我打消了他的疑虑,仍然还会有雾,和雨,雪,发霉的潮气。“欧,但是这是不同的雾,”科茨说。“这个时代,它是由霓虹标志,手机信号和充斥在空气中的所有那些电子网络组成的。这是一种媒体雾而且它完全包围着我们!”


就像穿过它的那条污染的流动迟缓的河流一样,伦敦一直在改变以求永远保持原状-衰败,自行恢复,顽强的不可摧毁。

专家预测:伦敦2030

作者:HERMIONE HOBY采写

来自:观察家(The Observer)

原文:London 2030: our expert predictions

20年后的英国首都将变成什么样?何种技术,社会,环境变化将最终决定我们的未来?继续阅读...并参与讨论

 

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她为伦敦2012年奥运会设计的水上运动中心正在建设中。摄影:安德鲁·鲍伊尔(Andrew Boyers)/动作图片社(Action Images)

 

扎哈·哈迪德,建筑师

大约15年前我画了一幅2066年的伦敦,依据的相关研究是针对伦敦将怎样发展成为一座具有更高连通性的多中心大都市。该项研究使我清楚了伦敦将如何向东扩张-借助奥运会作为催化剂,差不多现在就已经在进行了。看到它成为现实是非常有趣的。我认为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通过进行根本性的重建,从“福特主义”典范的工业化大众社会,走向一个有着更大程度上的复杂多态和在人们生活中更富于精神活力的社会。因此杂交的混合用途建筑变得非常吸引人。同时需要进一步扭转“划分区域”的做法-你在这里居住,在那里工作,在别的什么地方玩。通过将所有这些用途在一个区域层叠在一起,将完全改变我们对城市的看法。

 

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前伦敦市市长

在1989年,没有什么市政府规划这些东西,大半就是随意为之。大体上,1989年没人认识到解除管制对财政部门的长期影响会如此巨大。当时的假定是一种缓慢的下降。现在,我们有了伦敦计划,它由我主持制定并于2004年2月生效,这是一项将贯彻到2025年的策略。鉴于这项计划完成任务所花费的时长,当前最大的疑问是诸如交叉铁道(Crossrail)这种交通项目-它们取决于下次大选的结果;我们能否选出愿意支持这种投资的政府。伦敦可能不会像它本来应该的那样发展,它可能也没能获得这样一个城市应具备的生态环境,但是我不认为任何人将会把伦敦看作一个失败的例子。

 

伊恩·辛克莱(IAIN SINCLAIR),作家

那时将会就恢复泰晤士河的渡轮服务进行严肃的讨论。还会有比其他自行车多得多的白色纪念自行车(ghost-bicycle,即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事故发生地放置一辆自行车作为路边纪念,以提醒大众关注分享路权-译注)强制性的给那些想要获得国民医疗服务的人骑着兜风。专供非参与性的贵宾使用的特权车道将拓宽,而公众车道将缩窄。在恐怖分子的暴行和践踏公正的处决之后,调查复调查,固定的作秀公审也将会是一票难求。电影,电视以及其他电子沟通形式将放映在指甲盖大小的屏幕上,除了重播“老爸上战场(Dad's Army)”之外什么内容都没有。地点已经不存在了,平板儿和直摞儿成为通用的形式,西汉姆联足球俱乐部将讨论迁入已部分拆毁的奥运体育场。随后,以计算机生成形式存在的肯·利文斯通,刚从名人老大哥节目中获胜,就再次当选伦敦市长。

 

托尼·切沃斯(TONY TRAVERS),大伦敦集团(Greater London Group)董事

关键是伦敦的人口将增至约9百万,远远超过当前的最高水准,而且那时的经济活动将比现在更为集中。伦敦对全世界人们的吸引力-从富裕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到寻求避难者-将会一直存在。因此到2030年伦敦将成为一个拥有40%海外出生人口的城市,比现在的比例要高得多。非白种人人口也将达到类似的比例,伦敦将变得比现在更富于世界性。通过一种奇特的方式,这种世界性与伴随其发展的互相容忍变成了一种自我增强因素,于是伦敦变得对那些自由自在的,国际化的,常常颇具才能的人们更加有吸引力。城市地平线上可能将出现更多的高楼大厦,那时侯它很可能会成为必须应付全面拥堵的城市。当然会有更多的电动交通工具:小型的,安静的电动交通工具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并且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那些噪音巨大,污染严重的大型车辆将会少得多;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的街道会诘问怎么可能容忍柴油发动机的大型车辆:无疑的,将会强制性的改善空气和环境。任何社会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将淘汰铁路,特别是它们已经建设得很完善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不会改变,就是在城市中心区域工作,也就是说在伦敦的中央区,但是多年来总有预言家认为最后人们由于电子交流而能够在家工作,偶尔去市中心一趟。我认为这种分析是错的:部分由于一些人想出去工作,他们享受这种社交元素。外伦敦将会受益,这片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却不太为伦敦之外的人们所知:这一方面是人口增长的结果,但也是由于东部的奥运开发。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伦敦的其他部分将会怎样,特别是伦敦南部那些经济形势一直更富于挑战性的地方。

 

尼克·奈特(NICK KNIGHT),时装摄影师

直播的时装展将日益流行-这种形式正在起步,并且将在20年的时间里很好的确立起来。它将导致两件事情:首先它使顾客可以在模特天桥展示的时候马上看到服装,然后通过netaporter.com这种网站,你可以在服装进店前买到它,因此这将改变人们购买时装的整个方式以及他们对时装的看法。我们看到一种新媒介正处于胚胎状态。人们通过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建立其生活方式。就人们会穿什么这方面来说,它取决于你从现在到那时将经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任何形式的国内大规模动乱或者战争都会影响流行时装业。你必须真正开始关注政治:人们穿着什么样的服装取决于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流行是无法预测的,社会事件同样如此。我很愿意看到我们对美的认识范畴能完全扩展开来:我们真的只见到了那时侯女性打扮的一种版本,而这实在令人震惊。我希望我们不再能容忍在如此狭窄的界限内展示自己的形象。

 

罗思·波伊科特(ROSIE BOYCOTT),记者,伦敦食品(London Food)主席

生长在城市里的粮食将成为司空见惯:石油危机和对食品安全的进一步了解将鼓励人们自己去垦植。屋顶和空闲空间将长满蔬菜:显然这不足以满足城市的需要,但是能够把人们和食品再次联系到一起,并使得他们更加自强自立,更注意食品的来源。更高比例的食品将来自伦敦周边的农场,从而减少对进口的依赖。石油价格和水源短缺将使这一点成为必须。在全城各处都有充电器,而电动交通工具将很普遍。骑自行车的人将大量增加-特别的自行车超级高速公路将使伦敦人可以横跨全城上下班。食品消费合作社将很常见,废弃物将用于发电而不再直接填埋。回收利用将成为第二天性,所有的家庭都将有同时供水电使用的智能仪表。将来并不是一个节衣缩食的年代,但它会是一个警觉浪费的年代。

两个世界的生活影响了一位摄影师的艺术创作

作者:JESSICA REAVES

来自:纽约时报

原文:Life in Two Worlds Influences a Photographer’s Art

 

 

如果外部条件是获得艺术成就的唯一先决条件,Anna Shteynshleyger将成为她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照现状看,她做的还不错:她是当代艺术摄影精英界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


Shteynshleyger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由她的孤立所决定:美国人中的移民,艺术世界中的虔诚犹太人,正统犹太社团中的单亲妈妈。她适合成为一名敏锐的旁观者-窥探精髓之人,其部分摄影作品正在芝加哥大学文艺复兴社团展出,它们同时反映出冷静的超脱与安宁的向往。


现年32岁的Shteynshleyger出生于苏联时代的莫斯科,从小就遭受着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而付出的政治和情感代价。她的父母是“移民拒签者”-在申请移民时遭到拒绝的市民,通常是犹太人。


1987年Shteynshleyger的父亲最终获得出境签证。他来到美国,最后在亚历山德里亚的一个工程公司找了份工作,5年后,他与妻子女儿团聚。


他们住在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附近,那是一个位于华盛顿30英里外的居住社区。Shteynshleyger说,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15岁的她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是却过惯了城里小孩的那种独立生活。“在莫斯科,你跳上地铁哪儿都能去,”她说,“在盖瑟斯堡,真是太糟了。我根本无法与外界联系。”


消沉的Shteynshleyger转向内在精神层面,从照相机中寻求慰藉并加深了与上帝的关系。出于对其世俗父母的懊恼,她皈依了犹太正统派。她说,这个选择并不轻松,但她感觉是必要的。


“生活在盖瑟斯堡不仅使我成为一名摄影师,”Shteynshleyger说。“这种生活使我认识上帝。当时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


去巴尔的摩上艺术学校之后,她的宗教行为和传统装束使她成了那儿的一个怪人。Shteynshleyger是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招收的9名硕士生之一。她再一次奋力平衡其宗教信仰与大学生活的惯例。


“有用么?”她说。“回过头去看,一点用都没有。我忙于两个分离的世界-当代艺术与犹太教-在日常生活的功能性层面上,它们实在和不到一块。”

 

 

耶鲁摄影系研究生院主任Tod Papageorge教授记得他的这位前学生富于冷幽默,聪明绝顶,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天才艺术家-却让人感觉有无法逃避的个中隐情。


“显然在这种一分为二的生活经历中她有很多事情要想清楚,”Papageorge先生说。“俄罗斯与美国。艺术学生与犹太正统派信徒。”

 

这些互相冲突的身份促使她熔炼出了一些真正杰出的作品,他的另一位导师Gregory Crewdson说。“但是这对她来说并不轻松,”Crewdson先生说。“你会感觉到她比一般学生更为成败难料。”


这暴露出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它一直影响着Shteynshleyger的作品:如果你试图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你不可能真正栖居于其中的任何一个。


2001年Shteynshleyger搬到了纽约城并与一名犹太正统派成婚,两年后她跟随她的丈夫去了芝加哥郊区的德斯普兰斯,这样其丈夫可以住的离上一次婚姻留下的女儿近一点。她再此感到和周边环境失去了联系。


其后5年中她生了两个女儿,申请离婚并逃避到芝加哥地区西罗杰斯公园的郊区租了一间公寓。她同时改变了艺术创作的关注点,放弃了波澜壮阔而客观冷静的风景摄影-如2004年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西伯利亚”中所见-取而代之以肖像摄影追踪其他人和她自己日常生活的私密样貌。


这一新方向引起了Hamza Walker的注意,他是芝加哥大学文艺复兴社团的主管,Walker决定为她的最新作品举办展览。“经过这段五年的历程,她从‘西伯利亚’变成了她自己,这是由艰难的婚姻和亲身经历所导致的,”Walker先生说。“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这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之一。”


展览揭示了在朋友间,家庭中,以及过去的爱情里的亲密行为,展现了生活的日常琐屑:本以为会完好无损的生活,结果碎成了粉末,最终再次拼合在一起。


而且,如果展览中呈现的家庭-艺术家所表现出的幸福与满足-感觉不太一样,甚至于有些冷漠,那是因为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就是如此。毕竟这就是Shteynshleyger作品的技巧所在:仙人掌形的自我保护与极端的内心脆弱并存。


她的照片中存在一种固有的挑战,一种怂恿:她好像在说,这就是我没有的。这就是我猜想你们所拥有的,从镜头后的旁观者这个安全距离上,我要将其占据,虽然只是暂时的。我就在这里,永远游离在外,把我的脸贴在玻璃窗上观察你的生活-无疑同时你也在对我这样做。


Anna Shteynshleyger摄影展将于2月14日在芝加哥大学文艺复兴社团揭幕, renaissancesociety.org,(773)702-8670


梵高信件,No.032

Br. 1990: 032 | CL: 25

发信人:文森特·梵高

收信人:西奥·梵高

时间:伦敦,1875年4月13日星期四-18日星期天

来源状况:原始手稿

收藏于: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inv. no. b25 V/1962

时间:信头:“伦敦,1875年4月”,实际上梵高提到“上个星期天”(第5行)意味着这封信写于至少2天前,但是在伊丽莎白·派克(Elizabeth Parker)死于4月11日后不到一周之内。(参见注1)

速写

A. 阿弗莱的风景(F Juv. XX / JH Juv. 3),信件速写

 

 

伦敦,1875年4月

我亲爱的西奥,

我在此发给你一幅小素描画。我上星期天画的,那天早上我的女房东的女儿(13岁)死了。(注1)

那是斯特雷特姆公共景区(注2)的风光,一片很大的,绿草茵茵的,点缀着橡树和金雀花的地方

夜里下了雨,地上各处湿乎乎的,幼稚的香草也恢复生机变绿了。

如你所见,我把它随手画在爱德蒙·罗歇诗集(Poesies d’Edmond Roche)的扉页上了。

其中有几首好诗,庄重而悲伤,包括一首这样开头和结尾的(注3)

 

悲伤而孤独,我登上苍凉的沙丘

海水泣鸣着它无尽的呻吟哀怨

舒展到尽头的波浪消逝在沙丘

单调的路途再一次纠缠绵延

 

还有一首,“加莱(Calais)”

 

真想再次看到你,我的家乡,

可爱的海之仙女坐落在水岸!

我爱你钟塔上高耸的飞檐,

优雅大方而动人,

穿过那被侵蚀的圆顶,我们望见苍穹(注5)

 

你可能很好奇和柯罗(注6)的蚀刻版画配在一起的是什么,因此我把那首诗也抄下来了。

 

池塘

致柯罗

 

我们凝望着池塘,池水沉闷阴郁

微风缓缓拂起层层涟漪,

淤泥松散的围成一线

船头和漆黑的两舷搁浅于间

 

森林高耸的树冠生满落叶

零星散落在地面;空中薄雾冥冥

我们二人窃窃私语

悲伤的叹息,“夏天已然逝去;

 

这些山坡失去了往日风姿;

不再绿茵蔼蔼,不再金光熠熠

不是在刺骨的水中发抖,就是在头上染上一点金边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这种田园诗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过你不是很擅长在一手创作之后进行再创作么?

阿弗莱(注7)

殷切问候,祝你一切安好,再会

文森特

 

1 伊丽莎白·派克,约翰·派克(John Parker)夫妇的女儿,梵高在肯宁顿(Kennington)时寄宿在他们家,4月11日星期天她因肺炎去世。参见“贝利1990(Bailey 1990)”,54页。

2 位于伦敦南部

3 爱德蒙·罗歇(Edmond Roche)的这首诗收录在“遗诗(Poésies posthumes)”中(M·维克托里安·萨尔杜M. Victorien Sardou写了序言,还配有蚀刻版画)。有梵高的小型素描的那本尚未发现。

4 La dune这首诗包括两个部分,均以本文引用的这一小节开始。梵高说这首诗用这一节作为“开头和结尾”,那么他一定是被页面排版误导了(参见罗歇 1863年版,48-50页)。它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经过异文合并形成了这首诗最后一节的最后两行。

5 梵高引用了加莱(片段)这首诗的第1-2行和9-11行,参见罗歇 1863年版,67-68页。

6 蚀刻版画Ville-d’Avray: L’étang au batelier (阿弗莱:有船夫的池塘),作于1862年,作为罗歇的“遗诗Poésies posthumes)”中莱唐(L’étang)这首诗的插图。(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inv. no. p290 M/1977)。Ill. 1704。参见Robaut 1965年,第2卷,102-103页,cat. no. 3125.

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阿弗莱( Ville-d’Avray):有船夫的池塘

7 罗歇1863年,99页(有几处小变化)阿弗莱是柯罗早年作画的地方。

 

摄影师埃莉诺·卡卢奇(Elinor Carucci)最好的照片

作者:Andrew Pulver

来自:guardian.co.uk

原文:Photographer Elinor Carucci's best shot


我妈一直唠叨怎么找对象,他们怎么怎么光想着ooxx-还有怎么穿上托胸罩


最亲爱的妈妈...埃莉诺·卡卢奇的“我妈和我”,局部。摄影:埃莉诺·卡卢奇

 

我妈刚洗完澡正要穿衣服。当我架起照相机的时候,只不过是想要拍一个亲密瞬间。结果她就打开了话匣子。那时候他们-我的父母-正在打离婚,故而她一直唠叨着怎么找对象,他们怎么怎么光想着ooxx,还有怎么穿上托胸罩。真是太好玩了。


我没设置任何人工光源-顶棚上有个窗户,日光从那里射进来。我不想错过时机,所以我把照相机放在自动曝光上并且一直按着自拍计时器,一边在照相机前后跑来跑去,一边从头笑到尾。她和我玩得很开心,但也会对着照相机表演。我在生活中学习摄影,捕捉那些几乎是偶然出现的东西。有的摄影师得益于仔细的安排筹划,但是我并非如此。在匆匆忙忙的时候我的照片往往拍的比较好。


我和我母亲关系很密切。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如此珍重,是因为它是在我生活中的艰难时刻拍下的,实际上,那时候发生的每件事都使我和她更加亲近。我需要她的抚慰,她的幽默感。我从15岁开始给她拍照,而她也已经习惯了照相机前的生活。有时候她故意淘气,就摆出一幅特别在意它的样子。


我父亲一直以来只是让我拍照而已,但是我妈可是一定得从被拍照这事里面得到点什么的,她通过照片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由于她开始和男人约会。这就变得很有趣,她告诉第一个对象她喜欢我的网站-结果他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不见了。因此现在,当她不是太喜欢一个男生的时候,她就让他们去看我的作品,这样她就能把他们给甩掉了。她告诉我,这比和他们说“不是你不好,是我的问题,”或者,“对这事我还没准备好。”要省事多了。


在我拍照的时候我并没意识到正处于某个特定时期之中。但是后来,当我回过头来看我那时候拍的照片,就会发现我丈夫和我正面临危机。生活中事情来来往往,但是妈妈永远是我的妈妈。我愿意永远为她拍照。


简介:

出生:1971年耶路撒冷

学习:耶路撒冷艺术设计学院摄影专业

灵感来源:莎丽·曼(Sally Mann)和 南·戈丁(Nan Goldin)。我还喜欢理查德·比灵赫姆(Richard Billingham)为父母拍的照片

值得回忆的时刻:当我获得Infinity摄影奖的时候。还有收到陌生人的电子邮件也让我特别感动。

最讨厌的东西:摄影中属于工作的那部分,为杂志拍照赚钱谋生-无论报酬是不是我应得的。我讨厌这一切。

卫报萝莉批评家谈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

作者:Isabella Welch

来自:guardian.co.uk

原文:Our Guardian Young Critic reviews Anish Kapoor


10岁的伊莎贝拉·韦尔奇从我们的少儿批评家比赛中胜出。她和我们的评论家艾德里安·塞尔(Adrian Searle)一起去看了安尼施•卡普尔的展览。那么她觉得这个展览如何呢?


生命,死亡,还有水泥做的意大利细面条...本年度卫报少儿艺术评论奖获得者伊莎贝拉·韦尔奇与艾德里安·塞尔在一起。

摄影:David Levene


上个月我和艾德里安·塞尔一块儿去了伦敦皇家艺术院,赶上了安尼施•卡普尔展览的最后一天。在画廊的外面,巨大的金属球互相叠在一起堆得很高,占据了整个院子。我站在那儿看卡普尔的雕塑,它反射出好多好多小皇家艺术馆,从而使画廊显得比实际上要大。球球们也互相反射,所以它们看起来就像里头有好多泡泡。所有泡泡合在一起就跟自来水一样汩汩的流淌在地上。


在画廊里头,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各种颜色明亮的,用粉末做的雕塑,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漆黑的,它们从墙上或者地上突出来。有尖的,有滑溜的,波浪形或者曲线形的,这些雕塑从不同角度看过去会呈现出非常不一样的外形。颜色都很单纯,但是尽其可能的明亮。艾德里安说它们看起来好可爱都想伸出手去摸摸。手里举着大毛掸子的画廊工作人员使劲瞪了我们一眼表示强烈反对。


在同一间屋里,墙上有个凸起的鼓包。它被涂成和壁纸一摸一样的颜色,在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它之前,我都没发现那儿有个包。下一间屋里的镜子就更让人难以集中精神了。有一面镜子甚至使你看起来就像消失不见了,如果你正对着走上前去的话。和卡普尔的许多作品一样,它们都特别大让我觉得自己很小很无足轻重。


我有幸撞上了卡普尔本人,我向他请教他的作品。他说他对“过程”感兴趣。比如,我们面前这个红色的大蜡块就移动的不可思议的慢。它已经被迫坐着滑轨在画廊的拱形门道里穿来穿去好多次,结果现在它都给弄的和拱门一个形儿了。这深红色的一大片就像被罐头弄脏了的一块污渍。


在另一间屋里,有一门大炮通过一个拱门向角落里的小房间发射颜料筒大小的蜡丸。炮放的又快声音又大。留下很多血红色的砸碎的蜡渣,深得足够在里面趟一气的了-尽管我不推荐谁这么干。


站在下一个房间里,在这一大堆看起来就像水泥做的意大利细面条中间,我真有点受不了了。这个雕塑环绕在我的四周,包围着我,让我想起各种活的怪物和他们活生生的身体。我觉得有点害怕。这些作品中血一样的地板和大堆灰色的水泥大肠,迫使我想起身体和新的生命,乃至死亡。


生孩子这事儿让我毛骨悚然。我觉得安尼施•卡普尔对它的感觉也是一样。有好多镜子形状的雕塑确实很棒。但是我还是偏爱那些让我觉得有点害怕的作品。感觉到心神不宁其实也蛮爽的。

展望未来:1年,5年,10年

作者:Suzanne LaBarre,Kristi Cameron,Paul Makovsky,Martin C. Pedersen

来自:Metropolis杂志

原文:What’s Next: The 1-5-10 Issue

用预言的形式给未来开处方-从疯狂的投机主义到强烈的务实主义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几乎每个在聪明才智上颇具雄心的报刊出版物,都要把他们的年度展望指南拉出来遛遛了。我们把自己的称之为“展望未来:1-5-10问题”。我们请建筑师和设计师预测相关领域可能发生的大事件-从现在起1年,5年,乃至10年之后。但是首先我们想知道,真的有可能预测未来么?意料之外震惊历史的事情常常就那样发生了:未被预见,也无从预见。所有的预言都是一种从过去出发的推断,基于此时此地。它们不过是有根据的猜测。尽管如此却不一定就导致这些预言都是错误的,不可靠的,或者偏狭自私的(当然这些都有可能)。它只不过强调了全部实践活动近乎乌托邦的性质。但是可能它本来就该如此。毕竟设计师们大多天生乐观。在他们看来,问题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被解决。我们也以这种精神提出自己的预言,希望它们能够对未来有所启迪-Martin C. Pedersen

 

保护

插图:Nikki Chung

 

一个保护过去的未来已经到来。无论是为了环保而进行的翻建,还是要捍卫某些古老的技术,抑或是为建筑物迎接下一次卡特琳娜飓风的做好准备,保护工作者正在寻觅更聪明的途经来抢救现存的建筑。“保护意味着保存现状,但是也意味着尽量去维持建筑的使用寿命,如果你能使它们获得更合理的开发利用,”历史保护国民托管组织主席Richard Moe说。以下,另外两位专家着重展示了确保古建遗址历久如新(并且环保)的各种新趋势。

1年: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用于灾后重建

“我们正在寻求一种新技术,以便更好更快的在灾害发生之前,对历史性建筑做好记录。我们正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Barrett Kennedy合作研发带有GPS系统的摄像机。它们使你可以在开车驶过街道的同时,记录下观测到的信息及其地理位置,这样你对那里的情况就有了精确的记录。灾害响应中的一个难题就是你的所有参考点-诸如街道标识-都可能已经消失不见。-MARY STRIEGEL,国家保护技术与培训中心资料研究项目主任

5年:古老的工艺技术

“我们在保护工艺技术方面处于危急关头。每天都有一些技术因为人们不再使用而丢失。如果你和现如今年轻的泥瓦工聊一聊,他们可能从未接触过历史上曾经很重要的高石灰砂浆,更不用说去了解怎样使用它。因为他们已经对硅酸盐水泥习以为常。国家保护技术培训中心对于通过高中的技工项目,促进保护各种工艺技术非常感兴趣。-MARY STRIEGEL

10年:激光扫描成像

“如果你接手一座历史性建筑,你会发现尽管你有原始设计图纸,它也不一定就是那样建的。激光扫描不会说谎。你可以对一座建筑及其周边环境进行360度扫描。当你把扫描结果聚合在一起时,你生成了一片“点云”-一系列三维的点。它们代表该建筑物的形象。精确度非常高。如果墙壁有所偏斜,激光会反映出这一点。它排除了保护工作中的臆测成分。十年内这项技术将投入应用。-ROBERT MIDDLEBROOKSAutodesk公司工业项目经理

 

酒店餐饮

未来饭店,Jouin为W酒店设计的概念性“极赞套房”,通过环境提供一种身历其境的体验。

 

由荣威集团与Danny Meyer合作完成,邻家饮食店的当代诠释,位于Ian Schrager设计的格莱美西园酒店

 

这个一度似乎每星期出炉一个新的诺布高档餐厅(Nobu)的领域必须学会少花钱多办事,少花很多钱。按奇技淫巧的酒店设计业界大祭司David Rockwell的说法,这是件好事。“借助更少的资源往往有更大的机会完成更富于想象力和实验性的作品。”Rockwell说,顺便一提,他的作品集中包括14个诺步餐厅式的奢华建筑。这就是Rockwell和法国设计师Patrick Jouin对酒店和餐厅如何在这个动荡年代幸存下来(可能更为兴盛)的预言。

1年:邻里家常式

“从规模庞大的普通餐厅转向更为特别的餐厅小馆-通常更像是邻里家常做出来的东西。”-David Rockwell

5年:酒店,新的文化大使

“现代酒店已经困在那儿了。它仍将作为城市中的一个安全港,但是它会自成一体(比如迪拜)。酒店能够去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去浓缩,去升华一个地方的精华之处,使游客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而是深入一个地区的核心DNA。你对一个城市的最初体验能否来自于你在本地厨师长指导下做点小菜?娱乐项目就是看看电视?还是说可以是主办聚会,演奏本地乐器,卡拉OK唱上一整本Edith Piaf的歌?不想在那种通常感觉像灯光昏暗的厕所里洗澡?取而代之的,我们能不能一边俯瞰城市美景一边沐浴,再来上一杯香槟,一个朋友,或者两个?”-P.J.

10年:轻便绿色市场

“我们在阿布扎比进行的一个项目是围绕着市集的露天剧场这一概念建造的。与大型的零售商相反,它由许多小零售商组成,这样租约期可能更长。”-D.R.

 

基础设施

工程师为新近重建的I-35W大桥安装了300多个传感器。PBS通讯员Fred de Sam Lazaro将其比喻成“光纤神经系统。”旧桥于2007年垮塌。

 

桥梁监控装置。相对真空检测传感器是一个轻薄的自粘胶条,能监测其下面材料上的裂痕。

 

 

插图:Nikki Chung

 

全国的基础设施面临严酷的未来。去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检查了桥梁,铁道,饮用水系统以及其他公共工程,将其评定为D+。要升级到B,据ASCE估算,需在近五年内开支2.2万亿美元。(奥巴马总统不到一千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只能算预付定金)。因此在等着天上掉金蛋的时候,让我们考虑一下技术革新,以便减轻,即使不能解决,手上这个巨大的任务。ASCE评级报告的咨询机构主席Andrew Herrmann阐述了相关材料和方法,能改进基础设施的寿命,削减维护费用,并且可能阻止灾害发生。

1年:高强度钢

“他们正在研发使之更为坚韧的化学组分,这样它的抗冲击性更强。目前还比较昂贵,但是会应用得越来越普遍。”-A.H.

5年:自愈混凝土

“密歇根大学教授Victor Li已经研制出一种自愈混凝土。使用这种混合物,如果路面产生裂痕,在变湿然后干燥反复数次之后,混合物中会生成额外的水泥浆开始弥合裂缝。想象你的手划破了,长好之后会留下一个小小的伤痕。其作用过程类似于此。” -A.H.

10年:桥梁监控装置

“重建的明尼斯波利斯I-35W大桥已被从上到下包括两侧加以测量。他们已经植入测量装置,测定裂痕,温差,桥梁几个区域的应力水平,这样就可以在实时条件下切实的监视它。”-A.H.

 

材料

奇才护目镜(PRODIGY GOGGLES)。此滑雪护目镜使用名为Pearlthane ECO的耐用生物高分子聚合物制作

 

纳米管。一组发光二极管层压在纯净的高分子膜上。发光体借助一个透明的薄层高导性碳纳米管容器用电连接在一起。

 

摩托罗拉环保滑盖手机。电话外壳使用回收水瓶制作。摩托罗拉对该设备亦设有回收项目

 

未来的材料将比现在更加清洁环保:耐久的生物高聚物,发光二极管应用于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些产品为谚语“一人之垃圾他人之宝藏”赋予了新的意义。Material ConneXion负责材料研究和图书馆的副总裁Andrew Dent对此作了详细说明。

1年:耐久生物高聚物

“新研制成功的生物高聚物标榜其堆肥能力(译注:即可作为肥料分解),但是起步艰难,原因是对回收流程中污染物的担忧,而且相较于其同类型石化产品性能较差。然而许多大的塑料制造商开始在现有的耐用塑料,诸如尼龙和人造橡胶中,加入以生物或生化为基础的原材料。因为性能上的变化虽然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当这种可持续的资源能替代石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立即加入到现有产品中而无需研发周期。 ”-A.D.

5年:透明电子产品

“我们已经见到了透明的窗口形显示板的雏形,它在通电时才发亮,还有发光二极管在纯净的塑料薄膜上的应用。尽管我们距离完全透明的电话和计算机还有一段路途,我们将很快会看到显示在窗口或其他透明表面的信息,能够仅在必要时才打扰我们的视线。” -A.D.

10年:开采垃圾填埋场

“目前的方式致使大量有用的材料去了垃圾填埋场。鉴于基本的原材料日益昂贵-而且还会更贵-我们将开始开采垃圾填埋场中有价值的金属和矿物。“-A.D.

 

公共健康

ARISSA。KI公司的肥胖座椅为容纳体重超过750磅的人而设计,但在公共空间中亦显的格调十足

 

富于生命力的摩天大厦。社区公园和绿色屋顶是城市规划中日益常见的组成部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垂直农场,则仍处于概念阶段。参与厄巴纳项目(Urbana-Champaign)的伊利诺伊大学建筑研究生Blake Kurasek为芝加哥闹市区设计了这座塔楼

 

美国人正在迅速发胖。从1980年到2004年,肥胖在成人中增加了一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每年在相关的卫生保健方面花费1470亿美元。这种流行病明显影响到了建筑环境:制造商正在生产能支撑750磅的椅子,公共健康团体正在发出矫正的呼吁:促进大众将步行作为日常体育运动的惯例,诸如在办公楼层之间走楼梯上下,步行去小卖部而不开车。解决肥胖所造成的问题还可能产生一种全球影响。“用更少的燃料,生产更少的食物,从而可能导致减少碳排放,”KI公司保健副总裁Debbie Breunig说。“更小的腰围不仅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对这个行星也有好处。”

1年:安全座椅

“肥胖的增加当然对家具工业有很大的影响。肥胖的诸多社会障碍之一就是害怕找不到一个尺寸适合的安全的地方坐下。我们发现较大的‘加长豪华轿车’版本的椅子会将使用者隔离开,让他们觉得被摒弃,特别是这种椅子常常放在一个公共空间的偏远区域。对这些问题KI公司以Arissa系列座椅作为回答,这把椅子能够支撑体重超过750磅的人,但是小个的,偏瘦的,高大的,或者平均尺寸的人坐着也很舒适。它的设计认识到了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从而减少与肥胖座椅相联系的耻辱感。这种通用的设计使座椅民主化。”-D.B.

5年:城市农业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城市农业。它将不再是一种新鲜玩艺。第一夫人在白宫草坪有个有机花园,基于一整套各种理由,我认为这在美国将变得更加规范化,最大的理由当然是健康。”-RICHARD JACKSON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健康学院环境健康科学系主任教授

10年:健康社区

“本质上我们安排训练并且一定程度上社会化了美国人的生活。这个国家与我们1930年的行事方式已经截然不同。我们已经浪费了几十年去建造一些侵害健康的社区,我认为在未来十年,我们将目睹的大事之一,就是扭转这条轨迹:我们将建造促进健康的社区。”-R.J.

 

医疗保健

 

医疗卫生设计,一度相当枯燥的领域,终于从那有点不近人情的病房,发展出了一些医护人员对待病患的应有的关怀态度。感谢这个名为循证设计(evidence-based design,译注,源于“在证据的基础上行医”)的领域,我们现在知道了一所医院的外观和感觉在它治疗病人方面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该研究详述了康复的特定环境具体到对早老性痴呆病人最适合的地板图案,目前正逐步投入实施。Esther Sternberg博士是“治愈的空间:空间科学与健康(Healing Spaces: The Science of Place and Well-Being)”一书的作者,他表示未来的医疗保健设计不再是细菌理论的零碎残余,而是一项需精密的照顾到多种感觉的综合事务。

1年:都市的禅意(URBAN ZEN)

都市的禅意是Donna Karan的基金会,其目标不仅是基于瑜伽社团的原则重新设计医院,还有医疗保健的方式。其中包含从物理上对部分医院进行实际的重新设计。它作为数个组织之一,担负着创建“以治愈取代压力”的新型医院这一使命。其中一些元素是:降低噪音,美化外观及照明。”-E.S.

5年:愉悦的气味

“医院的味道令人不快。你走进医院或者购物中心,你的情绪会产生变化,因为它们散发的气味使你想起圣诞,童年,或者妈妈的苹果派。莫内尔化学感觉中心正对此进行大量的研究。如果气味可以应用到市场营销中,为什么不将其用在医院里掩盖那种令人不快的气味呢?”-E.S.

10年:护理机器人

“如何才能取代早老性痴呆患者的失忆功能?你可以通过技术帮助人们在空间中导航通过并确定自己的位置:有步行记忆装置的GPS系统。它就是一个护理机器人。它可以使患者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理能力,比通常情况要保持的更长久一点。”-E.S.

 

交通运输

错误的范例。“美国的交通系统是基于非高峰时段的最大速度设计的,”Norquist说,“这就是几十亿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所形成的。无论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不会导致任何其他的结果,。”变换杂志第17期(2008),参见:Christoph Gielen的航拍摄影

 

在过去的50年,美国的交通政策压倒性的集中在高速公路建设上。资金完全以汽车为中心,直到1990年代-参议员Daniel Patrick Moynihan制订了新的“80/20”法则-公共交通才真正被包含在预算拨款中。国会最近正忙于制定一项新的拨款法案,将对该项开支产生决定性影响。“交通投资带动发展,”新城市规划专家代表大会主席John Norquist说。“投资于传统的城市交通网并致力于改进运输的城市发展的都相当不错。你可能以为这一点将在联邦政策中反映出来,但是并非如此。”下面密尔沃基前任市长Norquist探讨了较慢速度的道路,更好的街巷建设,以及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1年:联邦基金

“遗憾的是在交通的偏好方面80-20分割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有什么改变。5年后也许会有点变化,当联邦政府开始使用价值,而不是对交通流量的缩减,作为评估项目的尺度。打败拥堵是一个错误的目标。所有的高价值地段都处于闹市拥堵中-堵住它们的并不仅仅是交通流量,而是钱,人,美食,艺术和音乐。”-J.N.

5年:慢速道路

“现在,联邦政府和地方交通部门把大部分公路和高速公路资金花在一些庞然大物上。这个系统是基于非高峰时段的速度最大化,交通工程人员不懂得怎样建造更小规模的东西,即使所有的房地产价值都是取决于周边街区的。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赢。为什么?因为水资源保护主义者已经赢了。如果你考察50年前的供水工程,你会发现他们排干所有能下手的湿地,疏导溪流,建造巨型工程。现在大家都知道错在哪儿了。公认的惯例已经改变了。如果你观察闹市区的道路和街巷,街巷网络就相当于湿地。它支撑着综合多种形式的生活。它吸引人流,就像湿地吸收水分一样。我认为人们终将恍然大悟,然后突然之间,交通领域得到了转变。”-J.N.

10年:作为都市福利设施的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将更大程度上成为中产以及上中产阶层的城市福利。它不再被认为仅仅是给穷人用的东西。美国的人口特征正在变化,多了许多单身者,无子女的小家庭。这种格局倾向于产生出租公寓,分户出售的公寓(condo),以及城市住宅(town house),这些建筑更容易进行交通设施配套。因此我认为未来将会更加都市化和紧凑郊区化。”-J.N.

 

工作地点

恢复方案。日本建筑师Ryue Nishizawa的办公室包括一个休息空间

 

小憩空间。一家荷兰公司的会谈及休闲区域说明此种设施对于老龄化的员工队伍很有必要

 

婴儿潮人口已经步入六七十岁;而且很快-比‘光纤一代’快,如果你愿意这样说-我们将拥有工作史上年纪最大的劳动大军。这对工作空间设计意味着什么?“公司喜欢要年纪大点的人因为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此将会着重强调创造切合他们的安排,”皇家艺术学院海伦·哈姆林中心主任Jeremy Myerson说。该中心近期正进行针对年长雇员工作环境的研究。这些空间倾向于在杂乱的协作中力求集中,借助超咖啡因来放松,而且应当以先进的通信为特色从而避免绕半个地球的商务旅行。他说这些革新的最优秀之处在于能使所有工作人员受益,无论是75岁还是25岁。

1年:噪音之战

“年长员工第一位的烦恼是噪音。人们认为知识,工作,革新和创意都来自头脑风暴和团队协作。他们说对了一点,但是,实际上,人们大多数的工作都是独立集中精神完成的。我想将会出现声音变换技术这种新发明。我们已经利用伦敦的一些人做了试验,有一个声音系统和一些扬声器在监听你周围的环境噪声并改变它们。这个系统能将办公室里讨厌的背景噪声-人们喊叫,拉椅子-转变成赞美诗或者鲸鱼音乐。”-J.M.

5年:休息空间

“将有适当的休息空间让雇员休息,恢复,甚至在工作日睡上一觉。这将帮助许多年长的工作者恢复精神。这些空间不能是开放式的。他们应该避开视线,安静,使用大量的布料。可能有水景以及更类似家庭用的家具,比如可以放倒成休息床的沙发。”-J.M.

10年:协作舞台

“我们将看到一种全新类型的协作舞台。目前协作尚处于黑暗时期。人们参与会议,全都坐在一块令人生厌的塑料周围,要不就是电话会议。甚至远程电视电话会议也几乎是静态的。你可以想象将来这会是完全无缝的,人们在一个数字环境中聚在一起,进行适当的讨论,实际出席的那些人和虚拟出席的那些人之间的区别已经被完全消除。”-J.M.

 

照明

插图:Alix Sorrell

 

在这座有机发光二极管的枝形吊灯雏形中,飞利浦利用电晶体照明的独特优势,通过从散射到聚光的变化对周围的人员移动作出反应。

 

Stephan Copeland新近为Luxo设计的Ovelo工作台灯借助于添加发光二极管彻底改造了这家挪威公司的传统产品。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照明只是事关瓦数大小和灯泡类型而已。可能我们会纠结于是用低效率的白炽灯还是含有微量汞的节能灯这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问题。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照明研究中心的项目主任Mariana Figueiro博士认为,我们设计空间的方式以及这些空间对我们的影响,很快将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专业照明设计师开始着手协调灯光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她说。“你将看到很多动态变化的照明,而不是只有静态的开/关两种状态。

 

1年:室内发光二极管

“未来这一年,我们会看到电晶体照明,发光二极管在建筑环境中日益流行。该技术发展的非常快。它能在一年内取代荧光灯么?可能还不会。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发光二极管应用于室外的街道和建筑轮廓照明以及景观美化。现在我们将开始看到更多的发光二极管应用在室内。”-M.F.

5年:全天候计划

“设计师将开始不再仅限于从视觉出发来考虑照明问题。照明的特性对我们的健康和幸福的影响与它影响我们视觉系统的方式截然不同。照明设计一直集中在视觉上,但是现在我们了解到这样并不能满足我们昼夜节律的需要。现在的概念是你要做一个能同时满足这两种身体需求的24小时方案。身体的生理节奏对蓝光较敏感。视觉系统则对黄光更为敏感。我们必须开始使用综合照明以实现一种折中。”-M.F.

10年:模块化网格

“发光二极管会改变我们考虑照明的方式。它将不再是一个个的灯座而是网格形式的。我们正在研发一个完全改变基础设施的系统,结果就是你将拥有能够点亮的墙壁。你将可以使用这样一种装置,当你把餐桌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让吊灯也跟着一起过去。你只需把天花板上的贴片拿到那边去就可以了。只有发光二极管才能给你这种机动性。”-M.F.

 

城市规划

移动ENVAC。该系统将废弃物收集在贮藏罐中,通常在专门的停泊站(下图)由移动真空罐车清空

 

静止的ENVAC。地下网管连接着停泊站和一个中心收集设施

 

21世纪的城市面临许多令人生畏的挑战:供水和供电的规划不足,海平面升高,而且最终,将会有更多的人口。但是彻底改变的种子已经播下了。“我深信我们正处于一场转变中,可能与二战之后接着发生的那场转变同样意义深远,当时我们都对汽车激动不已而抛弃了城市。”城市规划师Ken Greenberg说。

1年:修复郊区

“我们在城郊有大量的翻新和拯救工作要做。现在在城郊社区进行的许多工作都是围绕着交通运输改建其以前的开发模式。他们已经认识到更多的汽车绝不会带来繁荣兴旺。他们必须做出转变。”-K.G.

5年:ENVAC系统

在考虑未来的时候,我审视那些比我们先进5到10年的地区。在斯堪的纳维亚有一种Envac系统管理废弃物,代替垃圾车以及人们在建筑物中使用的垃圾箱,垃圾道和其他零七八碎,他们在街道下面铺设管道收集城市想要区分的不同种类的垃圾。在斯德哥尔摩,有四种不同的垃圾管道。它们遍布于各种小的垃圾收集点-有时候在公园,建筑,街头,庭院-它们以45英里的时速流过街道下面,没有噪音,没有气味。然后在储藏点收集整理,并应用在能源的热电联供上。”-K.G.

10年:改组我们的城市

“许多二战后建造的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已经到头了。我们将会大规模的改组城市的基础设施。我们将看到一笔不可思议的公共交通投资。现在仅在几个城市实施的拥堵收费将会近乎于全面实行。这将同时从资本和运作的立场上启动对公共交通方面的大量再投资。我们将看到可以把能源回馈给输电网的建筑。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地方会发生什么?它们现在看起来颇为精神分裂。一方面它们在进行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尝试,而另一方面它们似乎决定重犯我们之前的全部错误。”-K.G.

 

设计教育

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保护研究生发布的视频博客专题网页

 

哥伦比亚大学赞助的研究与创意试验室Studio-X目前在3个城市进行:北京(如图),纽约,迪拜。校方计划推广到5个乃至更多城市,阿克拉,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莫斯科,孟买。

 

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保护研究生院院长Mark Wigley相信他的学校担负着为其他学院充当实验室的使命。而且他认为,值此大学日益全球化之际,这个任务将呈现出更重大意义。“在哥大,那种从中央到周边散播好消息的“星巴克模式”分校,我们并不感兴趣,”他说。“世界正在产生全新的感念。”这里Wigley探讨了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实验,它可能将会成为设计和其他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1年:视频博客

“上学期我们向建筑学院的学生分发了大约20台数码摄像机。一但他们发现某些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就拍下来并上传一段三分钟的视频博客。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一场从学生观点生发并组织的,更加百花齐放的,实时的,互动的,虚拟的反思。从现在起一年内,由这个系统采写并放大的那些在校园中‘真正火爆’的想法将变得更加精细,借助这个不一般的沟通渠道,我们对建筑提出问题的能力将会得到提高。关于建筑的新想法,以及计划,讲座,实验,和最终的革新项目都将从中产生。”-M.W.

5年:STUDIO-X

“我们已经设置了一系列STUDIO-X空间-一种致力于实验新型的会话与研究的协议实验室-位于曼哈顿,北京,阿曼,现在我们将前往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莫斯科,孟买,以及非洲的阿克拉。它被称为”X“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在这些城市将发生什么;但是,借助网络协作,将来在这些城市将诞生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思想库。在大学的限制之外,他们更为开放,甘冒风险,并强化了他们与各种机构的联系,诸如博物馆,画廊,非营利性组织。如果你有一半的想法,Studio-X将创造环境帮助它成长为一个完整的创意。五年内,这个网络将以最大的热请和创造力投入运作。”-M.W.

10年:没有围墙的大学

“十年后大学将是一种多结点的,并行处理的开源环境。高性能可视化协议将交流的速度变得非常快-在这种投机氛围中各种猜想将通过多种动态途径得到检验。学生们将学会如何把他们未来的专业办公室变成研究中心。大学将向外扩展到日常生活中,实现造就一所没有围墙,限制,或者界限的大学的理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大学和商业,行业,政府,艺术的世界之间创造一种全球的协作环境。”-M.W.

 

绿色建筑

麻省理工学院的Marilyn Anderson进行的光线折射试验

 

尽管大家都在谈论净零和净效益建筑,绿色建筑在主流中仍难得一见。但是还是有些颇具前景的新进展的:国家和地方的税收鼓励,更严格的建筑法规,以及商业地产大佬最终弄明白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是在往他们兜里赛钱。进步有赖于公共政策与科学技术间微妙的相互作用。这里两位专家考察了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所有东西加在一起等于零。

1年:现场能源

“很多人对分布式能源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比如,美国环保建筑局的新总部有个渗透膜的屋顶,如果分开计量的话,相当于他们拥有自己的小发电厂供应热水。无需依赖上下游的发电厂为你提供动力。而且太阳能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由于经济刺激计划),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有兴趣参与并扩大其规模。”-SALLY WILSON,世邦魏理仕全球环境策略总监

5年:棱镜窗户

“你怎样才能捕捉日光并将其送入建筑物深处?你需要结构复杂的,有特制的棱镜的反射表面(就像太阳镜)。麻省理工的Marilyn Anderson正从事该项研究。”-LEON GLICKSMAN,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建筑技术项目主管

10年:气凝胶隔离材料

“我们正通过纳米技术进行一些考察气凝胶的研究,它可能是我们现有的最好的材料。气凝胶有着非常精细的,极小的微孔。我们希望可以用它改进新建或翻建建筑中的隔离材料。”-L.G.

 

能源

电网友好电器控制器(Grid Friendly Appliance Controller)是安装在电器上的一种传感器。它能发现何时输电网处于压力之下并关闭该电器,以免过载造成停电。

 

Sarah Palmer

在上个世纪,我们的电网是一种进步的象征,把大量的廉价动力送到了全国各地的城市村镇。这个系统的供应依赖于少数几个大发电厂向同一个方向分配能源。“今天,我们正向着一个更加高度分布式的,动态的,互动的电网发展,它将管理全球能源供应与需求的网络。”Jane Snowdon说。她是IBM“能源与环境:智能建筑与更聪明的城市研究”的高级经理。“单是美国电网如果其效率能提高5%,就相当于永久的解决了5300万辆汽车的燃料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这里Snowdon论述了改进能源输电网造成的影响。

1年:智能电网

“我们与美国能源部及其它合作伙伴携手致力于太平洋西北电网智能示范项目。我们调查用户对实时信息的反馈,试图测定他们如何基于价格变化调整其能源消耗。自动化控制技术使得工业,市政,居民用户可以在高负荷时段降低用电量。我们在112个家庭安装了智能电器。这个试点试验计划导致用电量降低了10%,电网负荷降低了高达50%,而且并未影响用户的舒适度。这种模式正是智能电网合作组织努力的方向。”-J.S.

5年:扩展智能电网

“去年11月,能源部宣布了1.78亿美元的太平洋西北智能电网示范项目,在电网智能试点的基础上扩大其规模,在5个州多达6万名用户中试验新的智能电网技术。在这个5年的项目中,将从代表全国各种不同地形,气候,人口特征的15个测试点收集数据。该项目将涉及超过112兆瓦电力,足够供应86000个家庭。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可以测试多重技术,硬件设备,通信媒介与协议,从而将其扩展到横跨美国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J.S.

10年:完美现有的技术

“我们将促进并利用所有最优秀的聪明才智来缓和气候变化,借助技术革新解决全球能源供应与需求:诸如更有效的太阳能发电,强力的风力涡轮机,更长使用寿命的电池,实现插入式电动车辆的广泛应用;以及建筑中更先进的能源储存方式。”-J.S.

 

景观建设

新奥尔良。近期建造中的防波堤由1271根144英尺长的混凝土圆柱桩组成

 

钢桩托起T型墙平台

高速公路隔音栅栏。这个想法是在高速路现有的混凝土基础结构上增加植物栽培。

 

气候变化重塑了我们的世界,景观建设看来将通过代表环境发言并做出切实有效的回答来扮演这一重要角色。我们已经请求一位规划设计师,一位规划建筑师,和一位荷兰土木工程师来讨论将来的策略。大家都广泛赞同回归大地的循环才是长久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

1年:新堤

“在新奥尔良,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正在重新设计施工中的硬件基础设施,因为我们治理整个密西西比河系统及其三角洲湿地区域的方式非常拙劣。它正在崩溃,并且失去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减缓波浪冲击,储存沉淀物,以及充当天然防线的作用,我估计新奥尔良将成为一个标准的预警信号。我们在那里重建风暴潮屏障汲取到的经验(也许没学到什么)应当被转用到别的地方。”-WENDI GOLDSMITH,生物工程集团总裁

5年:城市水槽(CITY SINK)

“我认为,在景观建设领域正在发生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理解到,特定地点的项目,在宏观尺度上作为更大的环境系统的一部分,将如何发挥作用。我正在致力于一个叫‘城市水槽’的项目,创建一种新的内嵌基础设施。其中采取了14种不同的措施。其一,高速公路隔音栅栏将利用一种栽培的‘帷幕’把现有的混凝土屏蔽墙花样翻新,并借助太阳能使用高速公路上的地表径流进行灌溉。”-DENISE HOFFMAN BRANDT,纽约城市学院景观建设教授

10年:柔性海岸工程学

“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与海平面上升斗争,包括我们称之为‘柔性海岸工程学’的东西。在荷兰我们从北海最深的地方取沙放置在海岸线前面。当你降低海岸前面的水深时,即使海面上升,波浪冲进来,沙坝也会把大浪阻隔成小浪。我们划开沙丘让海水从安全的地方流进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已将某些低洼地区归还给了莱茵河,意味着这条河在高水位期有更多的蓄洪空间。2006年1月我在新奥尔良考察了一些遭灾害破坏的地方。我认为那里的某些区域应当交还给大海,对于其他区域,如果你想留下它们的话就必须加以保护。”-JAN H. DE JAGER,诺德士生态土木创建者

 

零售

苹果店。据福布斯报道苹果在纽约15大道的半地下室店铺已经赢得了4.4亿美元的年销售额

 

智利圣地亚哥的混合用途建筑Isidora 3000新近开业,包括Sergio Echeverria和Tony Chi设计的W饭店和住宅,以及会议中心,办公空间,零售店和餐馆。

 

如我们所知零售业已经玩完了。难看的购物中心和无效率的综合大卖场要让路给更为精细化的零售店,家庭和退休人士日益以郊区住宅换取都市生活,数字工具无缝的渗透进我们日常的活动。“零售业的世界在未来十年的变化将超过此前200年。”市场调查与顾问公司Envirosell的Paco Underhill说,他是即将出版的“女人想要什么(What Women Want)”一书的作者。

1年:未开发城市空间

“从综合大卖场进化到了城市空间。苹果,百思买,Bed, Bath & Beyond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街头保持一种相当适度的步调,并将客流引导到超低价物业的半地下和地下空间。”-P.U.

5年:混合用途建筑群

“当你看到纽约时代华纳中心以及悉尼达令港这种地方,你看得到不是购物中心,而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建筑。包括商务办公空间,住宅房屋,公共建筑,公众设施,图书馆,教堂,学校-所有的一切构成一个建筑群。它能更具创意性的满足公众和个人的趣味。”-P.U.

10年:个人购物机器人

“你带着手机到安·泰勒(Ann Taylor)服装店去,看上了一条称心的蓝色筒裙。你把它扫描进手机里,你的个人购物机器人登场了,‘这可以搭配你3个月前买的衬衫。’这样你就可以持续追踪你的衣橱。这种更具创意性的广告和互联网应用,是一种促使你在售卖点打开钱包的有效方式。”-P.U.

艺术天使(Artangel)让非洲女同性恋者在英国吐露心声

作者:Jane Czyzselska

来自:泰晤士报

原文:Artangel gives African lesbians a voice in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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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月日益彰显出在非洲作一名同性恋者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在马拉维,第一对公开订婚的同性恋者被拘捕并遭到起诉,其罪名可能导致判决14年监禁。在乌干达,一项有争议的反同性恋法案正在辩论中。以其规模庞大而富于革新性的项目闻名的艺术天使组织挺身而出,最近他们帮助艺术家罗杰·海恩斯(Roger Hiorns)将南伦敦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变成了一座蓝色的水晶洞穴。


艺术天使决定现在轮到女同性恋政治避难的寻求者们站在聚光灯前了。“逗留(Staying)”这个项目的最终作品将很快上线,在这个项目中,妇女们用生动引人的故事和图画讲述她们来英国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与艺术家奥瑞特·艾什莉(Oreet Ashery)以及其它数位来自女同性恋艺术世界的领军人物-诗人切瑞·思弥斯(Cherry Smyth),表演艺术家洛伊丝·维沃尔(Lois Weaver),电影制作人坎贝尔·爱克斯(Campbell X)-一起,妇女们描述了她们因其性取向遭受的歧视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创伤。


和团体中的所有人一样,一位不愿使用真名的妇女,以房子里的房间为题写下了她的生活故事。另一位妇女则为自己取名垃圾箱,辛酸的写下了她的经历以及为什么她感觉被家庭和故乡所遗弃。


化名“箱”的妇女一直生活在因其性向而遭受攻击的恐惧中,她逃出了在尼日利亚的家。在那里她曾被强奸,并被威胁施以女性割礼。她的全身布满伤痕,那是她的家庭成员在力图转变其性向的宗教“净化”仪式中留下的。现在生活在南伦敦布里克斯顿,这位37的女性既无收入又无权工作,她正在等待内政部给与其政治避难。她前途未卜。和她的朋友一样化名“树人”的妇女说,她害怕自己可能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如果真是这样,她宁愿自杀也不回去。“我从没考虑过回去。那不是一个可选项。”


另一位化名“梦想”的妇女说,她被迫离开了她的原籍冈比亚以及她的儿子,因为她是同性恋,尽管她已经到了英国生活却仍不轻松。“当你在非洲的时候,你会觉得等到了欧洲同性恋的权益就有保障了。但是并非如此。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使我觉得生活更为艰辛,我在一场大战中。除非我赢了这场战斗,一切都只能先搁在一边。


伦敦可以作为她们临时歇脚的地方,但是正如姑娘们的经历所证明的,留在这里也不是万灵药。以冗长的行政手续为特征的英国移民系统要求男女同性恋政治避难寻求者证明他们的性取向以及他们新的西方同性恋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同性恋属非法的国家的那些人,证明一个人的性向通常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和本地社区的其他女同性恋者没有联系,这情况在这些孤立的精神受创的难民中是很常见的,就会让事情更加复杂化,”阿什莉说。“这是一个非常恐怖和侵犯性的过程。内政部官员相当麻木不仁-他们需要接受培训如何更好的体恤这些人。”


艺术天使的蕾切尔·安德森(Rachel Anderson)接着说:“通常那些参与处理这类政治避难案例的人会因为对同性恋的憎恶而缺乏善意。因此我们为女同性恋政治避难寻求者筹划了这个项目,她们是最被漠视的群体。


相对于在她们的留居申请中法律所要求的完全精确,负责与明晰,“逗留”项目的创意性过程通过引发讨论来帮助姑娘们产生对自身价值与地位的感受,对于每个想要在这个新近收留她们的国家与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益份子的人,这都是一个必要的属性。


“在这项目之前我不能表达自己,”化名“箱”的妇女说。“我知道我想说什么但一直保持沉默。和其他人一起创作让我学会了尊重自己。写作帮助我重新发现自己。”“整个事情对我同样是一种启示,”阿什莉说。“它显示出我们对寻求政治避难者多么的心怀偏见。在我见到她们之前,我以为她们说自己是女同性恋是为了找条更轻松的途径混进这个国家,但是现在我知道她们是真实的女同性恋者,而走过这段旅途真的是一点都不轻松。”


在翻译文本中,化名“梦想”的妇女写道曾被英国移民官员铐上手铐当作罪犯对待。另一位正在学习电影的妇女化名“照相机枪手”,她也谈及到英国之后,仍能体验到种族偏见和对同性恋者的憎恶。


英国移民服务机构(UK Immigration Service)未就个别案例发表意见,但是据悉几名妇女已获准留在这里,其他的人则面临复杂而漫长的不断上诉的循环。


“姑娘们真的通过这个项目表达出了自己,而且做得非常有力,”阿什莉说。“她们生活无着,不知能否获得永久留居权,实在没有活路。她们处处碰壁。我希望这个项目产生的素材可以为移民律师,官员所用,为那些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易性癖委托人所用,同时为艺术专业人士所用,成为一件提供信息,充满创意,激发能力的工具。


逗留:梦想,箱,软钉和其他故事(Staying: Dream, Bin, Soft Stud and Other Stories)将于1月20日发表。移民专家的短文和姑娘们的文字在这一版将印刷500册分发给个人和团体,详见www. artangel.org.uk


相关链接:

禁欲派是最坏的

马拉维的一对同性恋者说,我们在狱中遭到殴打

乌干达讨论“对同性性爱使用死刑”的法案

埃利诺·卡卢奇(Elinor Carucci)有权把照相机对准她的孩子们么?

作者:Sean O'Hagan

来自:卫报(guardian.co.uk)

原文:Is Elinor Carucci right to turn the camera on her children?

她的私密家庭生活肖像看起来确实引人入胜,但是也导致人们对摄影的负面作用产生了令人不安的质疑。

 

Elinor Carucci's photograph Bath (2006)

纯爱...沐浴(2006年),Elinor Carucci拍摄的她本人及其子。摄影:Elinor Carucci/詹姆斯·海曼画廊(James Hyman Gallery)

 

埃利诺·卡卢奇名为“亲密(Intimacy)”的新摄影作品展上周于伦敦詹姆斯·海曼画廊揭幕。其中包括她及其家庭的照片-她的父母,她的丈夫以及她5岁的双胞胎-用她自己的话说,“全方位的情感体验”。我们看到她的丈夫阴沉着脸,他的父亲穿着四角裤表情困窘,她的儿子艾登因为生病发烧一会儿放肆妄为一会儿闷头生气。卡卢奇精于锤炼那些生动的细节:一个迷茫的眼神,拉链在皮肤上的印子,骨珠从她的裸背上划落。乍一看这是一个大家庭日常私密生活的日记。尽管其主题-具体说就是人-经常看起来因为被照相机残酷无情的凝视而感到非常在意,甚至很不舒服。恐怕这也恰好证明了照相机所具有的说服力量。

卡卢奇的照片对家庭生活的常态及其常被忽视的亲昵言行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可不是拍下来就算完了。卡卢奇的父母有权否决她给他们拍的照片。但是她的孩子们却还没法表达意见。在上星期第四电台女性时刻的采访中,卡卢奇承认她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可能对她这样拍摄他们的肖像感到愤怒。“他们可能会生我的气而且我有这个准备。”她说。这样就没事了?

 

停止母乳喂养之后,用塑料奶瓶喂爱玛 (2006年)

 

但是,相较于更具挑衅性的影像,比如说莎丽·曼(Sally Mann),卡卢奇给她的孩子们拍的照片在各方面都相当克制。回过头来再看看曼的书,一打年轻女人的肖像(At Twelve: Portraits of Young Women),1988年出版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论战,很想知道如果这本书十年后出版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公众反应。在居间的这段时期,儿童变成了一个更加令人忧心的主题,而儿童的性几乎成了禁忌。曼的下一本书,直系亲属(Immediate Family)(1992年)以某种方式应合了卡卢奇的作品。该书由她三个孩子的照片组成,他们都还不到10岁,光着PP在家里乡下的田园风夏季别墅里玩耍。这里有童年的梦幻-玩耍,探险,装扮,白日梦-,与之互相切换的影像则捕捉自成长中较为阴暗的而更加多变的另一面-孤独感,萌芽的性,这种经常不稳定的情绪强度构成了各种童年的精神创伤和使气弄性。像卡卢奇一样,曼经常拍摄她的孩子们的裸体或者各种没穿衣服的状态。但是与卡卢奇不同的是,她似乎经常导演或者再现他们那种稍纵即逝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的性-以便拍照。

2001年曼被时代杂志提名为美国最优秀的摄影师。她深受赞赏,因为结合了“仔细安排而又浑然天成的童年中的沉静时刻,以及袒露真情的-有时是令人紧张不安的-幻想游戏”,同时“在这许多庄重与戏谑的活动中与其子其女愉快的合谋串演”。我觉得许多对她更为深思熟虑的评论正是为这一点所干扰。而对儿童摄影的忧虑之处恰恰在于,对某人来说可能是欣然合谋,在别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蓄意利用。

 

负疚(2002年)

 

摄影可能比其他任何媒介都多的将儿童对性的恐惧与焦虑放在灯光前一探究竟。2001年公众投诉了艺术家蒂尔尼·吉尔恩(Tierney Gearon)拍摄的7岁女儿和4岁儿子裸体戴着面具的大幅图像之后,警方光顾了萨奇画廊。去年,在警方警告可能构成儿童色情之后,泰特现代美术馆从其流行生活展中移除了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拍摄的波姬·小丝前青春期的裸照,它取自电影漂亮宝贝。

这种公众的担忧不仅出现在艺术画廊。仅在曼的直系亲属一书出版三年后,一名布茨药房的雇员向警方检举新闻播报员朱莉雅·萨默维尔(Julia Somerville)和她的男友杰里米·狄克逊(Jeremy Dixon),因为朱莉亚拍摄了一张她七岁女儿沐浴的照片。这对夫妇随后被拘留并审问。裸体儿童的照片,无论是随手抓拍还是刻意出位,都可能造成多种不同的解释,它们经常是互相冲突的,而且扎根于社会不断变化的态度。就像曼似乎告诉过我们的那样,这就是它的力量。

在这一语境中,卡卢奇的家庭照片看起来-说得好听点-还算负责。她追求的那种亲密,尽管中间隔着照相机,看来似乎并不是勉强做作的。通常她的照片都强烈的流露出一种情绪,无论是她父亲对尴尬的隐忍不发,她本人因怀孕而欣喜若狂,还是她的孩子们的怒气和好奇心,抑或她和母亲互相陪伴时的安逸。用“亲密”来命名这场引人入胜的展览堪称恰如其分,即使对于这种摄影的质疑令人颇为心神不宁。而且如卡卢奇在女性时刻采访中承认的,真正吸引人的问题不仅仅是孩子们长大后对这些作品会怎么想,而是他们将怎样看待他们的妈妈。

 

吵架之后(2003年)

 

参见...

继续围绕着亲密的家庭肖像这一主题,尼古拉斯·尼克松(Nicholas Nixon)的展览布朗姐妹1975-2009(The Brown Sisters 1975–2009)也许值得你跑一趟阿姆斯特丹。过去三十四年间,尼克松每年都以相同的布局和姿势为他的妻子及其三姐妹拍摄黑白照片。这一作品最终迷人的展现了时间,家庭和有限的生命之间的调和。于尼德兰摄影馆(Nederlands Fotomuseum)展览至2010年3月28日。

 

如果我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2002年)

Raghu Rai专访

作者:Elizabeth Day

来自:观察家(The Observer)

原文:Raghu Rai | Interview

 

去大吉岭的火车上,1995年

 

摄影师Raghu Rai已经花费了四十余载记述印度不断转变的社会面貌,从甘地先生,特雷莎嬷嬷,到博尔帕的受害者。他的两场作品专题展在伦敦揭幕之际,他讲述了自己在镜头背后的生活。

促使Raghu Rai想要成为摄影师的是一头驴。在六零年代早期他被培养成一名土木工程师,但是在德里干了一年之后,他很不喜欢这份工作。他的哥哥已经靠拍照谋生,他提议Rai作为朋友陪同一起去拍摄本地村庄的孩子们。他到那里之后,让Rai大感兴趣的不是孩子们而是旁边田里的一头驴驹。

“我想靠近一点,但是当我距离10码左右的时候,那头驴开始跑,孩子们都笑了起来,”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说。为了逗乐他的观众们,Rai善意的追了那头驴三个钟头。“我玩得很开心。没多久那头驴累得站住不动了,于是我走上前去拍下了照片。当时天色渐晚,周围的风景从柔和的光线中慢慢显现出来。”他哥哥把完成的作品送去参加伦敦泰晤士报的周赛。照片获得了发表。“发给我的奖金足够过一个月的,”Rai说。“我想,‘哥们儿,这活儿不错啊。’”

 

推车的妇女,德里,1979年

 

那是1965年。第二年他作为首席摄影师加入西孟加拉邦的Statesman报。他再也不用干土木工程师了。“我父亲在灌溉部门工作,”Rai说。“人们有时候会问他有几个儿子,而他会回答,‘四个。有两个跑去当了摄影师’,就好像他在说,‘有两个已经发了疯。’”

他的父亲无需担心。经过跨越四十载的职业生涯,他的儿子已经成为最著名的图像编年史家之一,记录着印度不断转变的社会面貌。他的影像以同时捕捉其祖国的野蛮和它的美丽而著称,而且常常是在同一张照片中。

 

集会市场(Chawri Bazar)的人流,德里,1964年

 

Rai出生于一个巴基斯坦小村庄,印巴分裂时期他来到印度,亲眼目睹了他的国家近期历史上的一些最重大的事件。1984年博帕尔工业灾难发生时他是最早到达现场的摄影师之一,他创作了饱受赞扬的记录系列摄影,包括特雷莎嬷嬷,噠襰喇嘛以及后来当上印度总理的英吉拉·甘地。在西方他受到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赏识,于1977年加入了玛格南图片社,并在1990年到1997年一直担任世界新闻摄影奖的评委。位于中伦敦的Aicon画廊正举行专题回顾他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作品,白教堂也举行了一场重要作品展,涵盖了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150年间的摄影创作。

现年67岁的Rai表示他对取得的成就并不“自豪”,“但是知道人们正在更深入的了解我国多层次的复杂状况令我感到欣慰...我喜欢呆在自己的人民中间。我与他们融为一体。我不带摄影包,我不穿时髦衣服。我只带着一架变焦镜头照相机所以不会吓到大家;没人会说,‘摄影师来啦!’”

向卡蒂埃·布列松一样,Rai相信表现细节与捕捉时机的重要性:突出的决定性时刻能赋予整个事件更为重大的意义。“你要么捕捉事物的神秘之处,要么揭穿其秘密,”他解释说,“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过是信息而已。”

在博帕尔,毒气泄露导致300多人死亡,Rai仅聚焦在一个普通的不知名男孩的葬礼上,他失明的双目在瓦砾中向外空洞的凝视着。这是一张里程碑式的照片,那种奇异之美令人深深的为之打动。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Rai有没有想起他自己的四个孩子?“不,我不想感情用事。当你看到一场惨剧,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孩子,你会情绪激动失去克制,这不是个好主意。”但是把自己放在超然的见证者这个角色上,从没有使他感到困扰么?“作为见证者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也是非常痛苦的。有时候你会感到非常无力,但除此之外你什么都做不了。”

 

艺术品作坊,加尔各答,2004年

 

并非他的所有作品都涉及这种残酷的主题。他的许多印度日常生活摄影充满幽默感和喜爱之情。通常,他的照片所激发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而是令观众对他们看到的东西产生疑问。“大多数人并不仔细观察,它们只是匆匆一瞥,”Rai说。“当我们拍照的时候,必须小心的处理所涉及到的每一寸空间。”

拥有一项以其名字命名的世界新闻奖,数不清的赞誉以及两场即将在伦敦举行的作品专题特展,我想知道他的父亲现在如何评价他?Rai笑了。“他活着看到了我的成功,”他说,“他感到非常高兴。”

 

Hawrah桥下的摔跤手们,加尔各答,2004年

饱受赞誉的玛格南摄影师Raghu Rai花了四十年拍摄印度。这里的照片选自他即将开幕的展览。“Raghu Rai:回顾展”将在Aicon画廊举行,伦敦W1,1月22日星期五-2月20日

国际设计杂志,1954-2009

作者:Ralph Caplan

来自:美国平面设计协会(AIGA)

原文:I.D. Magazine, 1954–2009


忆及我在国际设计杂志的岁月,起先是作特约撰稿人,后来当上了主编,再后来担任顾问编辑和专栏作家,不禁由此打开了记忆洪流的闸门,令我因怀旧而潸然泪下。鉴于这些故事会让你无聊到内牛满面,我很乐意与你分享之,已经过了五十五年,这份讣告也算的上如期而至。

推出工业设计杂志之前,室内杂志(Interiors)的出版人查尔斯·惠特尼(Charles Whitney)在街上偶遇工业设计师亨利·德莱弗斯(Henry Dreyfuss)。“亨利,”他大喊一声,“我正要弄一本面向工业设计师的杂志。”“你牛,”德莱弗斯答道。“干我们这行的不算我14个。”查理特爱讲这故事,尽管我对他中意的那些扯谈大多表示怀疑,倒是从没质疑过这个事的真假。专业设计师的数量如此之少(实际上,起初就这15位)还真让那时候的某些设计师颇为洋洋自得。1944年他们刚在纽约法院赢了场官司,确定工业设计是个正式职业。

 

Cover of first issue of Industrial Design magazine and the envelope it was mailed in.

工业设计杂志创刊号的封面,1954年2月初出版,以及为它设计的订户邮寄信封。(图片由alvinlustig.com提供)

 

1954年工业设计杂志第一期出版,由简·米塔拉奇(Jane Mitarachi)和黛博拉·爱伦(Deborah Allen)共同编辑,这两位年轻姑娘之前主要负责室内杂志中涉及工业设计的那块。伟大的阿尔文·鲁斯提(Alvin Lustig)担任美术指导。在工业设计杂志目标读者群的那些设计师中,鲁斯提已经早就大名鼎鼎,两位编辑就稍微惨了点。但是他们都是上上之选。简曾经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菲利普·约翰(Philip Johnson)手下工作,对设计颇有独到见解,再加上她有股子毫不留情的劲头去挖掘那些没有人急着想拿出来分享的东西,而且她还有一种新闻工作者的未卜先知,能发现未来的新趋势,并将其作为编段好故事的选题。黛博拉·爱伦是一位天才写手,她能将常识注入看似玄乎的主题中,她对汽车设计的评论在英美两国名声鹊起。早期她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美国人后来称之为“人机关系”(只有英国佬才管它叫“人体工程学”),从而日益彰显出设计在这个新兴领域的重大意义。

早先的每一期都开荒。刊载的文章考察了汽车工业,产品规划,大小设计办公室的运作方式,使用外请顾问和内部设计师的不同之处。第一期留有出版者附记,表示希望工业设计杂志能作为“未来若干年促进创意的因素。”它确实持续了“未来若干年”,但是一直也没过上什么舒心日子。由于室内杂志的巨大成功,惠特尼对于依靠类似的广告收益支持工业设计杂志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广告主都没来。一则工业设计太新了公司们不易理解-所有设计公司都染上了这毛病。那时候就仨俩人知道设计师是干啥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查理也不是那少有的几个人之一。他从来不能接受工业设计杂志的读者通常不详细指定特别的产品,不管这对他们的客户以及从行业普遍意义上来说这有多重要。室内设计师就这样做:他们会指定其设计所需的地毯,地板,壁纸,油漆和家具,这正是相关产品的承包商会买广告位的原因所在。但是尽管工业设计师会指定产品用铝来制作,但他没有权利选择是用雷诺兹还是美国铝公司。

 

Tractor case study from second issue of I.D. featuring illustration by Andy Warhol.

安迪·沃霍尔为文章“原动力:美国拖拉机(Prime Mover: The American Tractor)”所作的折页插图,选自工业设计杂志第二期。(图片由alvinlustig.com提供)

 

工业设计杂志打一起头就力图保住设计与时尚之间的那种区别,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第二期的专题简就写了一篇有关拖拉机的发展的,又长又密的报导性文章,把它当成那种“不是靠整个容就能改进的产品”的例子。安迪·沃霍尔画了一幅折页插图,这种代表性的案例研究变成以后工业设计杂志的标准套餐。“案例研究是一种非常好的途径,它能将大量事实放在一小块地儿里。”黛博拉解释说。

工业设计杂志创刊号刊登了一篇拉迪斯拉夫·萨特纳(Ladislav Sutnar)的文章,这份杂志通常在介绍产品设计师的同时也专题报道平面设计师。Paul Rand,Will Burtin,Leo Lionni,Lou Dorfsman,Saul Bass,Sister Corita,Tomi Ungerer,Lester Beall和Quentin Fiore等人的作品都曾作为主打文章的话题。

1957年我工作的那家幽默杂志关张了,我从朋友的朋友那儿听说工业设计杂志可能有个缺。我给杂志打了个电话和简约个小会,她想看几篇我写的设计方面的文章。我哪有啊,但是我写过几篇关于计算机(那会儿都没啥人亲眼见过)的嘲讽文,插图是一位名叫鲍勃·古辛(Bob Guccione)的年轻平面设计艺术家画的(呵呵,谢谢鲍勃·古辛)。我觉着相对于文章简对插图更感兴趣,但是经过一系列测验项目和面试我被录用了。

这时候黛博拉·爱伦已经不是联合编辑而是顾问编辑了,她把家搬华盛顿去了。但是她在这份杂志中仍很活跃,每星期都来一次,和大伙见面,带走一大箱子手稿和提纲,下礼拜带回来一大堆修改和批注。

这不是一本商业杂志,因为设计不是交易,在这个大前提下,工业设计杂志已经有了一套颇为成形的编辑哲学。我面试工作的时候曾被要求就适用的文章提点想法。我正好刚看过一篇文章提到一种冰激凌容器可以用来当手提袋;豁出去了,我叨咕着说最近关于可重复使用包装的文章不多。

 

Spread of article on industry in film by Ralph Caplan in I.D. vol. 7 no. 4, April 1960.

打开的对页,文章是关于电影上如何描绘工业的,由卡尔夫·卡普兰为工业设计杂志撰写,第7卷,第4期,1960年4月

 

为了完成我在ID的第一项任务,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用面口袋来做衣服,烟盒空了可以做成完美的玩具舞台;在牙买加,汽油桶摇身一变成了乐器;理所当然的,还有,冰激凌容器可以当手袋用。由于没特别指定什么人管包装这块,我默认的成了负责包装的编辑。

工业设计杂志的员工安排大半是默认的。作为新领域中的首家出版物,这份杂志可没有一池子有经验的作家供参考选用。只有美术指导一个人受过各种设计训练。设计杂志所需要的那种专家非常不好找。那时候的技术编辑是阿瑟·格雷戈尔(Arthur Gregor),一位到处发表作品的奥地利诗人,他有工程学位但对那行完全没兴趣。

想要了解那些年的工作气氛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电视连续剧广告狂人。那种刻板的两杯马提尼午餐可不是开玩笑的,那叫必要的礼节。而且,在两杯马提尼午餐的那几十年里,查理·惠提尼都要来上三杯。那可是大为不同,因为这就意味着下午啥事都办不了了。对编辑来说倒是影响不大,因为惠特尼很精明的从不碰编辑写的任何东西。但是他坚持严格执行封面权,意味着每个设定的封面都需要整整一下午的攻防战。还有就是他从不过问,甚至看都不看我们交付出版的拷贝,他就是时不常地恍然大明白我们一分钱也没赚着(我们确实没),然后把编辑们叫到办公室里长篇大套的耳提面命一番。

杂志长期缺钱,导致当上主编的我构思出了最为大胆的编辑革新,尽管这和设计还有新闻都沾不上边。几乎每天都有公司召开发布会宣布新产品上市。我们每周都收到几份看起来超有趣而令人无法拒绝的邀请函。但是派编辑参加要花钱呐,不仅是编辑有半天时间不在办公室,而且如果会上有酒的话,就像一贯都会发生的那样,当他/或者她,回来/也许回不来的时候,编辑的生产率还得遭受额外损失。因此工业设计杂志官方谢绝了很多发布会,但是我们需要宣传资料袋里的图片和信息啊。

 

 

1960年10月工业设计杂志的封面(第7卷第4期),内容是关于“设计在纽约(Design in New York)”,作者彼得·布拉德福特(Peter Bradford),以及同一期中有关亨利·德莱弗斯的文章的首页

我想不起来为什么了,但是我住在纽约的起初几年偶然结识了一大票非同寻常的演员,他们成天到处试镜。他们当纽漂。当纽漂的意思就是参加演员招募接受评审。这种羞辱性的日常操练需要他们衣着光鲜挺括皮毛梳理整齐。经济破产和辘辘饥肠倒不是必须的,尽管他们一般都是如此。此外,他们风度翩翩口齿伶俐。我印了一些通用的商务名片,证明持卡者是工业设计杂志的助理编辑,然后我把名片分发给结识的演员们,要求他们有时候作为杂志的代表出席某些活动。我的全部要求就是他们得把宣传资料袋带给我。而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免费饮料和免费午餐。确实,午餐通常只包括鸡尾酒和冷拼盘。但是这种活动多半倾向于大事铺张,而且各种零食还是颇有不少的。

演员们喜欢干这个。他们能玩上角色扮演,毕竟他们就是干这行的。工业设计杂志也因为有一个人数极其庞大而且长相漂亮惹眼的团队而名声在外。

工业设计杂志停刊的消息使人想起一些常年哺育使之页码日益增加的奉献者:George Nelson,Jay Doblin,Ada Louise Huxtable,Eric Larrabee,Edgar Kaufmann,Jr.,Reyner Banham。员工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但是还有一些人在坚持浇灌这片土地。简·米塔拉奇,现在应该叫简·汤普森了,她现在担任汤普森设计集团主席(Thompson Design Group),这是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建筑规划公司。她的一部著作即将由设计研究学会(Design Research)出版,这家剑桥的设计铺子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建筑师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开创的。史蒂文·霍尔特(Steven Holt)是加州艺术大学(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工业设计学特聘教授。鲍勃·马龙(Bob Malone)是机器人与自动化方面的专家,他撰写了“最后的机器人(The Ultimate Robot)”一书及其他相关著作。摄影师莫德·多尔(Maude Dorr)现在在印度博帕尔,纪实拍摄目前仍颇具争议的1984年煤气泄漏事故所造成的后果。奇·派尔曼(Chee Pearlman)管理着从事编辑与策展设计顾问的奇公司(Chee Company)。朱莉·拉斯基(Julie Lasky)是“变化观察家(Change Observer)”的编辑,它是设计观察家(Design Observer)的分支,主要关注社会革新。55年前由两位女士运作的工业设计杂志在这个全部由男性占据的领域中堪称一奇。到了安妮塔·汉娜(Annetta Hanna),奇·派尔曼和朱莉·拉斯基独立掌舵的年代,这就没什么可扎眼的了。

 

Cover of the 35th anniversary issue of I.D. published in 1988.

工业设计杂志第35期的封面,1988年出版,刊载了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吉姆·莱勒(Jim Lehrer)和拉尔夫·内德(Ralph Nader)的文章

 

一些工业设计杂志的编辑在其他领域名声大噪。约翰·格雷戈里·邓恩(John Gregory Dunne)成为了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孀妻琼·迪迪昂(Joan Didion)以六年前约翰的死为主题撰写了“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一书。前主编吉姆·麦罗(Jim Mellow)凭借他为葛楚德·史坦(Gertrude Stein)和其他“迷惘的一代”作家所作的传记赢得了国际声望。

这本专业杂志开始时名为工业设计,但是人们都称之为“I.D.”。原本每隔一个月出版一次,其出刊频率几经变化,从月刊到双月刊,甚至每年八期。随着覆盖范围的扩张,它的名字改为国际设计。不过不是人人都注意到了;大家还是管它叫“I.D.”。

杂志或者报纸停刊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除了多愁善感的恋旧之外还有别的理由去纪念一下这份杂志的消逝,推测一下这预示着下一家倒霉的是谁,而且,更重要的是,去思考一下用什么东西能代替它的位置。某一行业成熟的标记之一就是有一份杂志不断的对它进行考察和诠释。这种功能不可能由官方组织的出版物来完成。很难想象除了互联网之外还能在哪实现这种功能;但是目前同样很难看出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为了回忆这份杂志的一生,我之前曾经来过这儿。1988年我受邀回顾工业设计杂志35周年。下面是我当时做出的最终结论:

工业世纪杂志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人生开端,比任何新生事物所能期待的都要好的多。我的印象-仅限于此-是这份杂志度过了一段困难的中间时期,它和它所服务的行业同时处于反复无常,缺乏信心和难于理解的状况。种种司空见惯的体重问题,粉刺痤疮,身份混淆,成长差异,才华的稍纵即逝,在那个时期我时常感觉到沮丧的折磨,甚至于扪心自问,“我们哪里出了错?”我的印象-仅限于此-是如今这份杂志拥有了一种令人艳羡的内在力量,自信和发展趋势。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权力引以为傲,但是我确实为之自豪。

20年过去了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关于作者:拉尔夫·卡普兰是“鞭策:设计随笔及其副作用(Cracking the Whip: Essays on Design and Its Side Effects)”和“就这么设计的(By Design)”的作者。卡普兰是前国际设计杂志编辑,现任国际设计杂志和印刷杂志(Print)的专栏作家。他的讲座很多,他曾在缅因州鹿岛干草垛山工艺学校(Haystack Mountain School of Crafts)担任驻校作家,并在视觉艺术学校(the School of Visual Arts)为研究生讲授“设计评论”课程。

案例展示:里瓦斯-巴西亚马德里(Rivas Vaciamadrid)青年中心

来自:Archniect

原文:ShowCase: Youth Center in Rivas Vacia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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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大,摄影:Miguel de Guzmán

 

2010年1月11日,案例展示是在Archinect网站上进行的系列专题,介绍一些激动人心的建筑新作,它们由代表各个创意领域和不同地理位置的设计师们创作。 我们一直接受对未来案例展示专题项目的提名-如果你想推荐某个项目,点击这里

从一开始该项目就被认为是一个凸现“地下文化”的机会,这座建筑的设计力图全面展现马德里周边青少年的各种蓬勃朝气,特别是里瓦斯的青少年团体。

借助于适当的运用他们的语言和意见作为其中的元素,这个项目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特色鲜明的“青少年”交流媒介。这样,该项目团队通过一个开放分享的流程深入了里瓦斯所有的青少年团体,在这个流程中,中心未来的使用者与技术专家与政治家一起,贡献出他们的判断,他们的关注点,他们的梦想,以及他们的审美,来打造这座当代的“社交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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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大,摄影:Miguel de Guzmán

 

这一流程的最终结果就是这座朋克精神的公共建筑,预设中心四周充满激情的内容及其诠释使人感到一种活力爆发,那里正为新兴社团聚会和交流准备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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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大,设计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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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大,平面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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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大,屋顶地台的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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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大,剖面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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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大,剖面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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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放大,剖面图3

 

Mi5建筑与社会幻想

作为一间富于启迪和革新的,介于建筑与研究之间的事务所,Mi5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

他们的工作集中在寻求新型的,有待探寻的公共管理策略,将幻想作为社会进程中强大而有活力的动力源泉。

Mi5的团队由Manuel Collado Arpia和Nacho Martín Asunción组成。他们均任教于阿利坎特建工大学(Architectural Polytechnical Universities of Alicante),埃纳雷斯堡大学(Alcala de Henares),及卡米洛·何塞·塞拉大学(Camilo Jose Cela), 在欧洲设计学院(马德里)(European Institute of Design,IED Madrid)讲授服装设计,并在位于伦敦的建筑联盟(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作访问学者,同时参与多个工作室,评审团和讲座。

国际设计杂志(ID)2009年度设计奖回顾:包装类

作者:国际设计杂志(ID)

原文:Annual Design Review 2009

 

最佳设计奖

JOHNSON & JOHNSON FIRST AID KIT(强生急救箱)

哈里·艾伦(HARRY ALLEN)为强生设计的急救箱是一个家庭安全用品,其设计如此令人满意而且干净利落,以至于闲置不用的话感觉像是犯了什么重大过失,尽管疏忽大意正是它能派上用场的原因。

外边警报器长鸣,哈里斯一把抓住急救箱微凹的集成握柄,把它夹在腋下飞身冲出门外。“它就是如此令人信赖而独具特色,再加上它看起来就像个约瑟夫·波依斯的作品,”他说。“ 你想抓住提手就走。”

对依斯利来说,这个急救箱标志着一次更广泛的向强生传统形式的回归。“这样的设计显示出他们对自己作了些再投资,在他们的产品中加入了新的关切并深入思考了产品的生命周期。”该急救箱并非群策群力产生的创意,评委们对此亦表示钦佩。“这个设计,”依斯利说,“远远超过了那种随便涂上些漂亮的图形来告诉孩子们你一切尽在掌握的做法。”

在交谈中,艾伦说他的团队努力打造某种标志性的东西。这一目标通过极为简单而能被立即辨识的图标忠实的予以实现:强生的名字印在急救箱红色的侧面上而且提手下面有一个亮红色的十字。“在你读完之前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布莱伯纳指着红十字说。“ 它是固定的,它是通用的。”如果说评委小组的赞扬还有一条保留意见的话,那就是这个包装上有一条轻量卡纸腰封,它为其中包含的强生产品提供了一份图例清单,但是破坏了设计的纯洁。

一些入选包装之所以未能获奖是因为它们缺乏通常的商业竞争-比如,一位苹果笔记本电脑顾客在走进苹果店之前几乎就已经决定卖苹果笔记本了,因此其卡纸包装可能几乎没参与到推销中。而强生将这个急救箱提升到苹果品牌的层次。作为专利冠名的强生“邦迪”已被载入字典,这一急救箱有可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很快,药店顾客不再是要买一个急救箱;他们要买的是这个急救箱。

设计:哈里·艾伦设计(纽约)

客户:强生公司

 

优秀奖

PANGEA ORGANICS HOLIDAY GIFT SET BOX(潘丽雅假日套装礼盒)

仅应用了一条可爱的粉粉图形的腰封,以及,用依斯利的话说,“家常到临界点的”纸板材料,潘丽雅的礼盒却在评审中成就了一段令人感觉舒适的故事。该品牌的良性香皂和护肤品安放在回收纸的碎条中,而且每盒里植入了一些科罗拉多蓝色云杉的种子,鼓励用户用完后把包装盒埋起来。这种隐含的环保属性得到哈里斯的称赞。“图形和文字并不会令你惊艳,但在这个案例中却是值得称道的,”他说。“在我们看过的这些作品中,”依斯利总结道,“这伙人最为接近身体力行的程度。”

设计:潘丽雅(博尔德公司):高级设计师Josh Ivy,主管Joshua Onysko

 

COCA-COLA ALUMINUM BOTTLE(可口可乐铝罐)

驾驭可口可乐这种庞然大物转向新的方向是一个深受每位评委敬佩的挑战。对这个软饮制造商来说幸运的是,其8.5盎司铝罐上新可乐曲线飘带用得很少,而更多的使用了一些包装上的大师手笔。“铝比玻璃轻得多,所以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你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生态学上的-考虑,”布莱伯纳说。特纳·达克沃斯(Turner Duckworth)的设计师们从可口可乐标志性的12盎司玻璃瓶中得到启发,但是这并非单纯怀旧而已。依斯利说,“很高兴能看到一个品牌能聪明的利用其传统。”

设计:特纳·达克沃斯(伦敦及旧金山):设计主任Chris Garvey,主管David Turner

客户:可口可乐公司

建筑中新的变形金刚

作者:查克·霍伯曼与霍伯曼联合事务所(Chuck Hoberman and Hoberman Associates)

来自:哈佛设计杂志(Harvard Design Magazine)

原文:New Transformers in Building

 

霍伯曼拱门(Hoberman Arch

美国犹他州盐湖城

2002年

冬季奥运会

概要:

霍伯曼联合事务所至今最大的变形结构“霍伯曼拱门”是一幢可变形帷幕,安装在奥运颁奖广场(Olympic Medals Plaza)的舞台前。它提供一场巧夺天工的表演(包括音乐,灯光和舞蹈)作为启动每天晚上颁奖仪式的标志,为全世界约35亿观众所瞩目。它一打开奥运圣火就出现了。

 

省法院(Audiencia Provincial)

西班牙马德里

2011年竣工

建筑商:福斯特及合伙人建筑事务所(Foster + Partners)

概要:

新建于马德里的司法园区(Campus of Justice)是欧洲的法院中最大的独立建筑。根据业主的计划,福斯特及合伙人建筑事务所设计了两个截然分开的环形建筑,较大的一幢是省法院。这座建筑的设计最大限度的减少了不受欢迎的日光直射,同时允许自然光进入。霍伯曼兰和事务所承接研制了几个特制的遮阳系统。遮阳组件将放置在八个小庭中心的圆型中庭。霍伯曼研制了一系列六边形遮阳单元,一旦张开就能覆盖屋顶的三角网格。收起的时候它们的构件则隐藏在屋顶的建筑结构轮廓中。遮阳组件通过一种结合了历史阳光数据与光照级别实时感应的算法控制。

 

阿尔达尔中央市场(Aldar Central Market)

阿联酋阿布扎比

2011年竣工

建筑商:福斯特及合伙人建筑事务所

概要:

阿布扎比历史性的阿布达尔中央市场将被改造成一个富于活力的新街区,包括市场,商店,写字楼,公寓和酒店。阿布达尔中央市场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部分之一,它将作为对传统市场的重新诠释以及新的阿布扎比市中心。该项目由低层建筑,生态易受破坏的大小各种零售商店,屋顶花园(组成了一个新公园),三座塔楼组合而成。霍伯曼研制了数个户外遮阳篷安放在三个座落于这一建筑群中的公共广场上。该公司创制了一种动力设计并将其应用在可操作的网格上。在覆盖状态时,遮阳屋顶看起来就像传统的伊斯兰方格天花板屋顶。收起时屋顶则变成细长栅格状,从而在调解阴影方面补充了福斯特团队的设计。

2009年度设计回顾:概念类

作者:国际设计杂志(ID)

原文:Annual Design Review 2009

最佳设计奖

FLYOVER CHANNEL(天桥频道)

当你在地面上空3万英尺高处,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深度睡眠?昏迷状态?你的私人地狱?三位广告公司设计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帮助飞机乘客在精神层面栖居于一个更加舒适的地方:他们下方的地面上。他们的提案是一个开源纪录片频道(在标准的乘客坐椅屏幕上即可收看)放映基于从舷窗看到的景色的影片片段。“看似贫瘠空旷的地形借助资料,视频和地图变得鲜活起来,有助于排遣长途飞行的厌倦,”这本提案小册子宣称,其中充满了大海,山丘,街景的美丽定格画面。天桥频道(Flyover Channel)能把观众带到“从挪威的隐秘峡湾,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蓝草音乐,以及南亚咖喱风味的烹调。”它将在原始节目中混合由公众提交,评分,策划的视频。最终内容将由影视专业人员选出。

评委被这个非常具有可行性的创意及其激动人心的演示迷住了。“漂亮,”Lindsay说。“这就是我们在飞行中路过的生态,文化和历史。”

Adams认为该提案令人感兴趣的是它具有能启迪别人的潜力。“这真的把你与这个行星,与旅行中的地理联系在一起。”她说。“我觉得那幅鸟瞰图-最早应该是飞行员看到的-能够作为环境运动中很有力的一部分。我们跃出尺度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微小的行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颇具教育意义的旅程同时能缓解压力,评委判定。“它把你的意识带到飞机之外使你不再感到无奈,”Adams说。“你有事可做,你正在学点东西。”Lindasay接着说,“它创造出一种控制感。你知道你在哪儿。”

设计:R/GA(纽约)创意总监Jill Nussbaum,Ian Spalter;高级视觉设计师Cesar Marchetti。

 

优秀奖

INTELLIGENT SUITCASE(智能提箱)

见识了许多“创可贴”式的修修补补之后,评委们看到这个设计时终于松了一口气,“少数表现出彻底反思的参赛作品之一,”据Lindsay说。

为了完成他在瑞典于默奥设计学院的产品设计课,学生Patrik Pettersson通过研究斯德哥尔摩的阿兰达机场着手改进国内旅客的用户体验。通过部分记录在这份40页的手册中的大量考察,Petterson认为如果旅客的行李托运不顺的话他的旅行肯定不会顺利。

最终的概念演变成一个公共“处理智能行李箱的自助登机中心”。设计者提出每位旅客持有一个其行李箱的固定标识-装有无线射频识别芯片-通过在线注册得到用户代码,然后办理每次航班的登机手续都使用它,或者用来追踪不见的行李。

通过检查提交的行李箱的实际情况-它立得起来么?-Adams想知道设计者是否有些“贪多嚼不烂”。尽管如此,所有评委觉得用快递包裹的方式处理行李是个好主意,特别是以如此真人而令人乐观的方式来交付。

设计:Patrik Pettersson(瑞典于默奥设计学院)

 

a.i.r.: (AIRPORT INFORMATION RELAY)(机场信息重放)

评委对这个巨大的,可穿戴的,闪着警告的按钮及其单纯的功能印象深刻。

在提案的这个系统中,旅客可以申请一个a.i.r.胸章,在办理登记手续时编入他的航班信息。如果该信息有变,这个胸章就会震动。如果旅客需要帮助,他们可以按下按钮激活无线信号和发光二极管,这样机场工作人员就能找到他们。旅客可以在机舱门交回这个胸章。

评委选择忽略掉全无设计感的作品实物,因为他们觉得,对于有视觉及听觉障碍,行动不便,或者智力低下的幼年及老年旅客,这个装置能够使他们的旅程明显轻松许多。

设计:学生John Gorman,指导教师AnnMarie Thomas,实验室管理员John Angeli(明尼苏达,圣保罗,圣托马斯大学)

安迪·沃霍尔创作工厂的御用摄影师:纳特·芬克尔斯坦的生活与作品

作者:Joanna Pitman

来源:the Times

原文:The life and work of Nat Finkelstein - court photographer at Andy Warhol's Factory

六十年代,漂亮小冤家们成群结队地流连在这座工厂-让纳特·芬克尔斯坦(Nat Finkelstein)给她们拍照

纳特·芬克尔斯坦为工厂的常客,天妒红颜的伊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拍摄的肖像“戴项链的伊迪(Edie With Chains)”。

有谁听说过不为人知的名人么?1964年当安迪·沃霍尔遇到纳特·芬克尔斯坦时,他立即察觉到芬克尔斯坦是一个能使他更出名的人。这个带着摄影机的人能将沃霍尔的面容公之于众,使他的名声传播得更广,让他的生活整个的高贵光鲜起来。

那年夏天,芬克尔斯坦被一个朋友带去参加沃霍尔的聚会“100位最美丽的人”,他估摸着这是个大场面。异常令人着迷的沃霍尔被他那些上镜的侍从们环绕着,诸如伊迪·塞奇威克,妮可(Nico), 鲍勃·迪伦(Bob Dylan),路·瑞德(Lou Reed),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马赛尔·杜尚(Marcel Duchamp)等人,以及大群的美少女教众和一直在周围晃来晃去希望能接点沃霍尔魔尘的怪癖们。

去年10月去世的芬克尔斯坦当时已经是一位摄影师,为皮克斯(Pix)和黑星(Black Star)图片社工作,然而他变得痴迷于沃霍尔的作品及其工作室,“工厂”。其后的数年间,芬克尔斯坦几乎就住在那里,记录发生在那里的迷醉而颇具野性意味的勾当。其照片选集将在这个月展出,其中有一些照片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其它的照片则曝光了那里发生的种种是非,揭示出一幅前所未见的图景。

“纳特作为一名记者待在那里,而不是追星族,”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芬克尔斯坦(Elizabeth Finkelstein)说,“他很喜欢沃霍尔这位艺术家。他对沃霍尔的作品心怀敬意,而沃霍尔也尊重他的作品。他在那里记录沃霍尔的生活经历。一些照片曾在美国杂志上刊载过。这明显是个互利的安排。”

芬克尔斯坦后来写道:“我在‘工厂’待了将近两年。我看着波普死掉,我看到朋克的降生。我参加了一场动摇了我们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革命...我不敢说沃霍尔对社会上其他人有什么样的帮助和影响,但是他是我在艺术上的救世主。

1933年芬克尔斯坦出生于纽约科尼岛的一个穷困家庭,当他的父亲,一位机车工程师,被火车撞倒的时候,他第一次体验到了真正的恐惧。他父亲幸存了下来,全家搬到了布鲁克林,他父亲准备在那儿当出租车司机谋生。“纳特想上艺术学校,但是发现自己画画不行,于是他在1952年买了一架照相机并且立刻发现他感觉和这个东西很合拍,”伊丽莎白说。“他开始关注摄影。他开始涉猎艺术。他看了格尔尼卡(Guernica)。他开始真正从艺术的角度思考和观察世界。”

他注册参加了摄影课程,但被他的老师谢绝了,因为他已经凭直觉学会了相关的所有东西。很快他设法在芭莎(Harper’s Bazaar)的美术指导阿列克谢·布鲁多维奇(Alexey Brodovitch) 的手下当上了学徒,不到一年他已经是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的一名摄影师,为狗展,桥牌比赛以及击剑竞赛不知所谓的泡制些吸引人的照片。1962年9月芬克尔斯坦受Pageant杂志委托记录一项波普艺术“发生(happening)”,正是他为克拉斯·欧登伯格 (Claes Oldenburg)在格林威治村拍摄的照片引起了沃霍尔的注意。结果这件事成了决定其未来的机遇。

芬克尔斯坦拍下了沃霍尔授予鲍勃·迪伦一幅等身大的丝印猫王肖像:三个著名瘾君子在一幅照片中。他还拍了和一位美丽的年轻女性在一起的杜尚,并且为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拍过肖像,关于达利他后来写道:“我站在他面前抓拍了两张快速即兴作品。甚至在我开始取景之前,他都认真地注视着我的摄影机。他真是专业。”

金斯堡也在那儿,这位诗人和旅行家,“垮掉派运动”的奠基人。同样的,“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乐队一起第一次对着芬克尔斯坦的相机摆好了姿势。他给他们起了个外号“神经病人的滚石”。瑞德以几乎难以辨认的流浪儿形象出现,温柔而天真,凝视着芬克尔斯坦的镜头,沃霍尔则躺在旁边猥亵的摸索着其档部。然后还有成打的相版,其中德国模特妮可看起来正飘飘然,而塞奇威克则显得美丽而令人悲伤。

芬克尔斯坦有一种通过镜头萃取人格的方式,现在我们屡次发现这些照片中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冲突,关乎着人性的弱点与失败。他捕捉这个世界不经意间的壮丽及其无垠的寂寥。成群结队的走过其镜头的男男女女,像当时流行的那样装出一副久经世故的厌倦,沉浸在毒品,女人,男孩以及天知道什么别的东西里,我们还能看到在幕后徘徊并且偶尔走上前台主持人-幽灵般的沃霍尔,他那鼓着眼睛悲哀的凝视和死一样的苍白,其每个细微之处都恰如其所愿的被记录下来留给了后人。

尽管芬克尔斯坦看来全心忙于“工厂”的摄影,他同样热衷于记录并且参与当时现实世界中如火如荼的公民权利斗争。“他的精力极其旺盛,”他的第五任妻子伊丽莎白说。(芬克尔斯坦没有孩子)“每隔几天他就外出拍摄公民权利集会,反越战集会,奔波于全国各地。他的干劲和决心实在令人惊异。他是一个政治上极端活跃的的人,他不能无视外面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与黑豹党员(Black Panthers)有联系-他参与组织,训练,并供给他们军需品。有时候他外出报道非常严重的政治动荡,而其它日子他则在“工厂”拍摄他称之为“美国文化的柔软小腹”。他同时从事截然不同的两项工作。这有助于他获得对事物的某种全面透视。

芬克尔斯坦有一种不寻常的能力,能够通过摄影机凝固时间。正如他的妻子所回忆的,它是“近乎于通灵的”; 他能看出那个时刻的到来并凝固住它。“其他摄影师们和[政治]运动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写道,“但是我完全卷入其中。我通过记录眼前的信息来尽自己的职责;暴行,不同肤色的人们显著的团结在一起,指甲里的神经末梢在吱嘎作响,暴君的狞笑,青年的勇气。

但是这种天才开始给他带来麻烦。1965年8月他拍到警察在一次民权集会中殴打抗议者,生活杂志禁止发表这张照片。芬克尔斯坦不断碰触底线,直到1969年他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导致一名法官以涉嫌一桩毒品旧案发布了对他的逮捕令。其后十几年他流亡海外,追随着嬉皮士的踪迹从中东到加德满都,靠贩卖大麻为生。

1982年对他的指控被撤销,他才返回美国。他开始参与到纽约朋克音乐界中,为乐队拍照并留连夜店。芬克尔斯坦从没对矫饰的中产阶级产生过兴趣,他依然沉迷于亚文化。他拍摄了簇拥在曼哈顿舞厅聚光灯周围的孩子们,他们生动的群像后来出现在他的众多著作之一《快乐小怪物》中(Merry Monsters)。

这段时期紧张的摄影活动不时地被打断,因为他要前往玻利维亚获取当时他正上瘾的可卡因。直到1987年沃霍尔的死才使他决定认罪自首。“说来也奇怪,他去阿姆斯特丹自首的,”伊丽莎白轻笑着说。“之后他再也没碰过毒品。”

芬克尔斯坦也缓慢而执着的写作,其成果的零星片断在这次展览上展出,显示出他的笔拥有与其目光同样尖锐的洞察力。芬克尔斯坦死于纽约上州,享年76岁。他留下了数千张照片以及成堆写满批注的书籍。“他总是情不自禁的写上去,”伊丽莎白说。“他曾一口气坐了8个小时推敲他的作品,有时只是改改标点。他的自传已经完成并将在某个时候出版,不过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他去世以后,这些和他的摄影作品支撑着我到现在

50年来芬克尔斯坦为变化中的美国记录下一幅清晰的政治轮廓,然而,尽管他可能并不乐意,他长久以来以其“工厂”的作品闻名。他将他那个时代总结如下:“回顾往事以及在这许许多多的经历之后,我把“工厂”图景看作就像是一场永远的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美丽的女孩,英俊的男孩,空气中的音乐以及街头欢爱,偶尔有人闯进来杀死个把客人。”

相关链接:

纳特·芬克尔斯坦

我和沃霍尔:来自安迪之地的纪念

纳特·芬克尔斯坦: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Idea Generation画廊,Chance Street,伦敦E2(020-7749 6850),

www.ideageneration.co.uk,1月20日-2月14日

扮靓数据,别图太多

作者:Steve Mollman

来源:CNN

原文:When it comes to making data sexy, you can't be too graphic

犯罪观测(Crimespotting):奥克兰市犯罪的相关图表提供了容易理解且引人注目的信息。

Stamen设计的“涂鸦考古(Graffiti Archaeology)”是分类多种数据的另一个示例。

(CNN)-好消息是:政府和其他组织的数据日益开上线。坏消息是:这些数据大多非常枯燥。

结果?对数据形象化的兴趣急剧增长,数据形象化能把枯燥的统计表变成令人感兴趣的图解以说明我们的世界。

“机构,政府和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发布和公开他们拥有的数据资料,”互动设计师和数据形象化专家Manuel Lima注意到。

但是“现在我们像疯子一样收集数据,”他接着说,“我们采集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理解数据的能力。”

象Data.gov这种网站-奥巴马政府的重点网站-不断的喷涌出更多的数据资料,监控组织,诸如成立于三年前的非盈利性组织阳光基金会,一直在督促他们更加开诚布公。

旧金山,华盛顿,纽约等城市通过组织开发比赛鼓励大家进一步应用他们发布的数据,比如iPhone应用就特别受关注。

旧金山公司Stamen以数据形象化著称,它的客户种类显示出这种技术的业务领域日益扩大。金融机构,建筑商,汽车制造商,设计代理公司,博物馆,技术公司,政治活动委员会以及大学纷纷找上Stamen的门来。

他们的项目之一,旧金山犯罪观测网站,“显示出一张全市的互动地图,它上面覆盖着各种颜色的圆圈,代表着抢劫,麻醉品,谋杀等等。数据来自于警方报告。

当然,那些报告几十年来一直在写,但是这个网站非常方便直观,使得这些报告变得更适合大众使用。

“你也许不会去翻阅警方的犯罪纪录,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兴趣想知道他们周围正在发生哪些犯罪行为,”超本地新闻网Outside.in的共同创建者John Geraci指出。

关注该领域的人士举出两个近年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数据形象化案例。在2006年的“一个麻烦的事实”这份文档中,艾尔·戈尔(Al Gore)借助“需要一台机械升降机才能到达图表的顶端”这种手法,令人难忘的将二氧化碳排放的科学数据形象化,从而展示出他们对当今时代的显著影响。

“这真称得上是我们这一代当前的图表。”悉尼大学设计讲师Andrew Vande Moere在“信息美学(Information Aesthetics)”网站关于数据形象化的博客中说。

几年前的TED(科技娱乐设计)技术大会上瑞典公共医疗教授Hans Rosling把联合国关于新兴国家的枯燥数据变成移动的气泡和圆滑的曲线,幽默的揭穿了“发展中的世界”这个神话。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信息形象化专家Robert Kosara谈及这件事时说“我一直留着这个链接直到每个人都至少看了5遍。”

Rosling的非营利性组织世界经济变化基金会(Gapminder Foundation)几年前开发了他在报告中使用的软件。这种生成统计数据动画的软件很快吸引了google的注意,google把它作为一个使用简便的免费小工具包含在Google Spreadsheet(制表软件)中,并称之为Motion Chart(动态图表)。

同时世界经济变化基金会继续努力推动“在本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应用和理解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统计数据和其他信息。”

开放社会组织(Open Society Institute)也看到了做好数据形象化的社会价值,它将其描述为“可以用于鼓吹,外展,研究,组织以及教育的一种有力工具。”因此他们向民间组织派发了关于数据形象化的免费说明手册。

艺术家参与进来

五年前,当时还在纽约读艺术的Lima开设了其关于数据形象化的网站Visual Complexity(视觉复杂性)。

“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人很难找到一个网站去了解别人在做什么,”他说。

他的网站起初有80个有趣的数据形象化案例,现在已达700多。这个网站伴随着对数据形象化与日俱增的兴趣而成长,他一直将其作为一个编外项目,直到最近他离开了诺基亚的互动设计工作,准备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

当他试图对近五年来这一领域进行概括时。他说,这个领域仍然是“非常封闭的”。

他回忆起当初参加InfoVis年会时,在大多数计算机科学家中间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名艺术家。而现在艺术与设计群体在这个会议上乃至这一领域中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代表。

但是如今参与到这个领域中的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每一个人。现在,已经有一批网站让任何人都能轻松的上传数据并且将其渲染成有趣的视觉形象。

例如Daytum,Swivel,Many Eyes,后者堪称业界先锋。其网站宣称:“我们要将‘数据形象化’平民化,使互联网上的任何人都能发布强力互动的形象化数据并展开他们自己的数据对话。”

另一个平民化的方面则是在其形象化数据中包含一个链接能够很轻松的返回它使用的原始数据,如果该数据是公开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网站都是这样。去年成立的Daytum就是由亲身见证者上传各种“生活实况”,然后基于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数据将其形象化,其内容从人们上个月消费的所有食物到他们做爱的次数,有时还被分成更多的类目。

“我真的很高兴一些人在公开其信息方面相当自由,”该网站创建者平面设计师Nicholas Felton说。

过去几年中他本人已经颇做了一些生活实况,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记录其日常生活的微小细节。这份关于其生活的有趣的“年报”正是Daytum网站的灵感来源。

但是,他还没能完全掌握其生活的全部各个方面。“我确切的知道大约过去三年间我喝的是哪些啤酒,”他说。“但是我在个人理财方面糟透了。”

Susan Einzig去世

著名插图画家,以《汤姆的午夜花园(Tom's Midnight Garden)》中的插画闻名

作者:Martin Salisbury

来源:卫报

原文:Susan Einzig obituary

Susan Einzig and John Minton

Susan Einzig和艺术家John Minton。他对其有重要影响。

Susan Einzig享年87岁,是20世纪英国主要的书籍插图画家之一,她是战后伦敦艺术届的一位中心人物。以其为儿童文学作品《汤姆的午夜花园》(作者:Philippa Pearce,1958年)所作的插图最为知名,她为一系列作家和出版商画过插图,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她是《广播时代》周刊那个黑白印刷的辉煌时期的一位固定画家。直到80多岁她还坚持绘画,素描,并举行展览。

Einzig生于柏林,她在一个犹太中产家庭的宽敞房间里长大,该建筑现属城市大学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制衣厂而且非常鼓励其女的艺术抱负。在日益增长的排犹主义政治气候中,15岁的她开始进入美术学校。1939年春,Einzig搭上了“儿童撤离行动”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班赴英列车。后来来她获悉他的父亲死于纳粹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她的母亲设法逃过一劫。

Einzig就读于伦敦中央工艺美术学校(London's Central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她在Gertrude Hermes和John Farleigh的指导下学习木刻版画,并师从Bernard Meninsky,William Roberts和Maurice Kesselman学习素描和插画。被迫撤离到约克夏之后,她搬到了伦敦艺校的临时驻地北安普顿。

战后她开始接受插图委托。“当时工作项目激增但是没有人手去做,”她以前告诉我。“我也不觉得自己干得了,但是我正好处于一股乐观主义浪潮的巅峰上。”1945年她的第一项业务委托来自Noel Carrington的跨大西洋艺术出版投资公司(Transatlantic Arts publishing venture)。Norah Pulling的《玛丽·贝琳达和十个阿姨》(Mary Belinda and the Ten Aunts)一书的插图以直接在六种单色的平版上绘制的方法完成。Carrington是应用这种制作方法的拓荒者,称之为直接平版印刷,并应用在其极为成功的海鹦图片出版社(Picture Puffin)丛书中。Einzig回忆起这种特别荣幸的感觉,当时她被派往位于伊普斯威奇的考维尔印刷厂特设的“艺术家车间”,在她的安排下一支熟练的平版印刷工人队伍负责制作这本可爱的小书。

为了有个“正式工作”支持生活,蒙在北安普顿教过她的William Johnson的好意,她在其任校长的东南伦敦坎伯威尔艺术学校(Camberwell School of Art)任兼职教师,Euan Uglow和Terry Scales都曾是她的学生。她还被安排在坎伯威尔为获得再教育津贴的退役军人授课。其中就有音乐家Humphrey Lyttelton和Wally Fawkes。

在坎伯威尔Einzig遇到了对其生活产生最重大影响的人,魅力超凡雄辩机智的画家和插图画家John Minton,他和Keith Vaughan一起在该校执教。“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群体。”她说。“我们曾经习惯于在周末会面并互相画像。我们去看电影并接触到让·雷诺(Jean Renoir),雷尼·克莱尔(René Clair)和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的影片。我们星期一晚上在Humphrey Lyttelton爵士乐队的音乐中跳摇摆舞和吉特巴舞。我们也加入了Soho区那幅饮酒作乐的场景中。前后总共不过两三年,不过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时间好象要长的多。

随后数载Einzig接到了大量插图委托工作,她富于特色的黑白绘画风格逐渐摆脱了Minton的影响并显示出自己优雅而富于文学性的特征。对戏剧的终生热爱在她许多作品的舞台状构图中显露无遗。

Susan Einzig's cover illustration for Tom's Midnight Garden

Susan Einzig为《汤姆的午夜花园》所作的封面插图

为《汤姆的午夜花园》作插图的委托来的实属偶然:“我以前见过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儿童图书编辑,她看过我的作品但似乎对此非常没把握。不过她给了我Philippa Pearce的底稿,让我试试看到底行不行。我画了两三张草稿带去给她看,这下她就答应让我做这本书了...全部工作只给了我100英镑。”由她插图的其他书籍还有1954年Folio Society出版社的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萨福:巴黎生活图景》(Sappho: A Picture of Life in Paris),以及1966年Franklin Watts出版社的E·内斯比(E Nesbit)的《巴斯塔布尔们》(the Bastables)。

她加入了切尔西艺术学校的教学队伍,在劳伦斯·高文的领导下,她坚持在此执教30多年。她教过的学生非常之多,包括艺术家Sue Coe和Emma Chichester Clark,还有演员Alan Rickman。

终其一生,她保持着高度的政治热情,激烈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正义与不公平行为。她从来做不到走过一个乞丐而不与施舍。她是一位良师诤友。

她膝下有一女海蒂和两名外孙。

Susan Einzig,插画家,画家,教师,生于1922年11月16日,死于2009年12月25日

蓝光之中,显赫与财富

维特尔斯巴赫钻石(2008年重切割前)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公主的嫁妆之一。

作者:GUY TREBAY

原文:Out of the Blue, Prestige and Riches

每一颗钻石都是一个和地球同样古老的故事,而且会比我们所有人都存在得更久。钻石确实恒久远,但却并非永流传。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最著名的钻石之一,传说中的维特尔斯巴赫蓝钻下落不明。任何对著名宝石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很熟悉这颗宝石:这颗略带灰色的蓝钻17世纪被从印度带到欧洲,1664年西班牙国王,玛利亚·特蕾西亚公主的父亲把这颗钻石赐给了她,最终这颗钻石装饰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王冠的珠宝上。1964年流入私人手中,在这以后它的下落一直是一个秘。

玛利亚·特蕾西亚公主肖像,卢浮宫收藏

2008年12月,维特尔斯巴赫蓝钻突然现身拍卖市场,成为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贵重珠宝拍卖的聚焦中心。这颗长阶梯形切割的宝石被描绘成带有一种高贵的深灰调蓝色,预期可拍得1500万美元。竞买的珠宝商们你争我夺大约数分钟之后,以2430万美元的惊人价格落槌成交,这是历史上钻石拍卖的最高价,以重量计算的话,这个数字可能同时使维特尔斯巴赫蓝钻成为地球上最值钱的东西。

买家是劳伦斯·格拉夫(Laurence Graff),这位亿万富翁珠宝商的客户遍及其它新出炉的亿万富翁,很快它的新主人对这颗宝石作出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决定。首先,他重新切割了这颗宝石,使它从35.52克拉降低到31克拉,以去除这颗古老的宝石上不可避免的划痕和擦伤,同时提高了它的透明度,光亮度和品级。接着他将其重命名为维特尔斯巴赫-格拉夫,并与史密森学会达成协议将其在华盛顿展出。

这个月晚些时候,它将与著名的希望钻石一起亮相,希望是一颗更大但是品质略逊一筹的宝石,不过这颗钻石仍有足够强大的魅力,在去年为国家收藏馆吸引了500万名参观者。

“长久以来希望钻石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展品,”史密森学会国家宝石与皇室收藏馆(National Gem and Mineral Collection)馆长Jeffrey E. Post上星期说,他将其吸引力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相提并论。Post博士接着说,个中原由就像钻石本身一样,有着很多细碎的方面和棱镜折射:“钻石形成于地下,因此每颗钻石都有一段不可思议的自然历史。但是他们终将以某种方式来到地面上,从而被发现,被切割,被镶嵌。

史密森学会的参观者很快就会获得这一难得的机会去分享维特尔斯巴赫的故事,同时他们也将冒险置身于一场关于这颗宝石的论战之中。由于它被重新切割,一些评论家指出,尽管格拉夫先生把它改的面目全非,却没能使它的状况获得足够的改善。“这颗钻石的显赫家世是举世无双的,”苏富比拍卖行的高级全球珠宝专家Daniela Mascetti从伦敦来电表示。“尽管这一条在其他东西中并不成立,但对钻石来说其来源是很重要的。就维特尔斯巴赫蓝钻而言,你知道它是怎样出现并走上其更为激动人心的发展道路的。你知道哪些人穿戴过它,它经历过哪些历史事件,以及目睹了什么样的社会动荡。”

和希望钻石一样,维特尔斯巴赫被认为出产于印度戈尔康达矿区,可能也是由17世纪旅行家和商人Jean-Baptiste Tavernier带到西方的。1664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将其赐给玛利亚·特蕾西亚公主作为她与奥地利的利奥一世的订婚标志。1722年,这颗钻石转手给巴伐利亚统治王室成员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动荡中,巴伐利亚成为共和国,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王冠珠宝分散各处。除了这次克里斯蒂拍卖行的预展,这颗钻石最后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

“钻石边缘有很多划痕,”拍卖之后嘎拉夫先生说,“这颗钻石切割于17世纪。我认为我们现在对如何抛光钻石了解得更多了。它会变成一颗更加美丽的钻石重返市场。”

通过重新打磨这颗钻石,格拉夫先生无疑提升了其价值,过去十年间市场见证了有色钻石价格的飙升,其程度之高以至于2007年该公司以380万美元售出的一颗5克拉粉红色钻石上个月在香港拍卖会上卖出了1080万美元的高价。这个价格相当于每克拉200万美元,是之前有色钻石成交纪录的两倍。

但是,如苏富比拍卖行的Mascetti女士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已经保存了这么多年的东西真是一种玷污。你得到的还是Tavernier发现并在他那个时代切割的那颗原来的钻石么?这颗钻石还姓维特尔斯巴赫么?在我看来,它不是了。”

由于有色钻石如此罕见,“超级稀有,”克里斯蒂拍卖行北美珠宝部门主任Rahul Kadakia从印度孟买打电话解释说。维特尔斯巴赫蓝钻作为宝石的市场潜力几乎必然超越其历史。“自己去找找看,5卡拉的蓝钻,5卡拉的粉红钻,3克拉到5克拉的绿钻,它们是世界上最难找到的。”

获得一颗超过35克拉的钻石,一颗带有维特尔斯巴赫传奇经历的钻石,是销售商一生的梦想,格拉夫钻石总裁Henri Barguirdjian解释说。星期一,Barguirdjian先生坐在位于纽约东区town house的办公室里,从他订做西装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透明信封。打开之后,他抽出一小包折叠整齐的钻石包装纸,在纸的七折里是一小块类似那种用来擦眼镜片的软棉布。从棉布里Barguirdjian先生取出钻石让参观者拿在手中。

它比预想的要小一点,也不是那么闪亮,尽管3位不同的切割师去年全年都在致力于最大化它的色彩明度。然而,将这颗钻石握在拇指和食指之间仍然令人激动不已,这颗钻石数百年前发现于现已废弃的印度科鲁尔矿区,幼年的西班牙公主曾带着它让维拉斯开兹绘制肖像,它曾作为金羊毛骑士勋章的中心装饰,其后又被重新安置于巴伐利亚王冠上。

这颗钻石诱发的强烈激情导致了它的爱慕者们的觊觎与追逐,他们把它作为世界政治游戏中的交易物品,用它来装点和象征其高贵的血统(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颜色是蓝色),而它最近的这笔交易则显示出一个东伦敦的穷小子到底能成多大气候。

“当他买到这颗钻石的时候,他称之为其职业生涯的顶峰,”Barguirdjian先生指着69岁的格拉夫说。“和希望钻石一样,维特尔斯巴赫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钻石,历史上极少极少极少的人有机会将其握在手中,所以对我们珠宝商人来说,拥有它就是一场盛宴。”

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馆长Hans Ottomeyer是这颗宝石相关历史方面的专家,格拉夫先生买走重切割并改名的钻石和维特尔斯巴赫没有任何关系。“它什么也不是。”Ottomeyer博士从柏林来电说。“它曾经是最著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钻石之一,一颗国钻,不仅仅是女人佩戴过它,还有男人,乃至国王。”

上世纪有好几次,每当出现收回这颗钻石并将其重新安置在巴伐利亚王冠上的机会,它就消失不见了。 现在,口袋里揣着这颗钻石低劣的尖晶石复制品,Ottomeyer博士说,“已经永远失去这种机会了。”

直到8月,史密森学会的参观者都可以亲自去判断一下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然后,这颗钻石将离开华盛顿国家广场。其命运将会如何?这颗通过展览重振声望并新近抛光的钻石会不会卖出个天价?《宝石交易的秘密》的作者,同时也是希望钻石和维特尔斯巴赫钻石的专家,宝石学家Richard W. Wise提出这颗宝石“也许会被某个酋长弄到手当成一件方便携带的财产,以防万一某一天他得从道奇车上下来登上他那湾流专机跑路。”会是这样吗?也许它会回到某个银行金库然后时不时地拿出来供那位名列去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名单305位的人士(译注:邢李源)私下把玩一番?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最终名的宝石之一,传说中的维特尔斯巴赫蓝钻失踪了。它一度镶嵌在金羊毛骑士勋章上作为点缀。如上图

摄影:Olivier Laban-Mattei/法新社-Getty Images提供

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路易一世)站在镶嵌着原始维特尔斯巴赫钻石的巴伐利亚王冠旁边

2008年12月,维特尔斯巴赫蓝钻突然出现在拍卖行,成为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贵重珠宝拍卖的中心。摄影:Alastair Grant/美联社

买家劳伦斯·格拉夫。摄影:Dave M. Benett/Getty Images

摄影:Chip Clark/史密森学会

惊奇人物James Dyson

James Dyson怎样把日常用品-真空吸尘器,烘手机,这次是桌上电扇-变成令人惊奇之物的。

作者:Suzanne LaBarre

原文:The Oh!Factor

James Dyson,62岁,空气倍增器(Air Multiplier)的发明家,已经通过彻底改造日常家用产品建立起了一个国际品牌。据估计他拥有10亿美元财产摄影:Sean Hemmerle

空气倍增器从一个测试实验室错误演变成世界上第一台无叶片风扇。在正式产品发布之前经过了大约250次反复试验。10寸版本有蓝白两色,12寸版本是银色的。

空气倍增器(装配图)在马来西亚制造,经过大量破坏性试验-拍打,拳击,投掷-以确保其终生可用。

电扇可以摇头或者前后倾斜。

工作原理:

1.进气叶轮将空气吸入底座。2 空气从环形中1.3毫米的狭缝中排出。3 空气在机翼形中的坡道中加速。4 16度坡道从周围吸入大量空气。5 气流在前进过程中越来越大。6 最后,风扇排开的空气增量15倍之后吹到你的皮肤上。

这一个秋风吹拂的曼哈顿早晨,62岁的英国企业家James Dyson正在城里向世界兜售它没发觉自己会需要的这样东西。你应该能想的起来,Dyson就是那个彻底改造真空吸尘器,烘手机的人,大家都说他同时彻底改造了改造日常用品这种技巧本身。在这个把炫耀性消费从消遣提升为专业的时代,他既是个技术痴,也是个出色的市场商人。其个人财产估计总价值10亿美元。他是托利党新鲜出炉的技术沙皇。当他走过的时候,会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名望光环,产生一种人的气场,他们发掘人类对事物的某些基本欲望。树叶像热天的廉价纪念品一般般落下,入秋已经一个月,在这种4度的天气里,现在他将向公众推出的是:一台电扇。

这不是一台一般的电扇。这是一台没有扇叶的电扇。这台电扇,颠覆了我们125年多以来对电扇的认知。这台电扇,承诺完全根除“扰流抖振”,不管那是啥,兴许能救人一命。这台电扇,售价300美元。

“没人想到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Dyson说,空气倍增器(Air Multiplier)发布之后的上午,他身着中国传统服装陷在沙发里,他刚上完今日秀(Today Show)节目,其中跟女学生似的Matt Lauer宣称这台电扇是“革命性的”。房间里被拥趸们搞得有些凌乱。“人们认同其亘古不变的行事方式。”Dyson接着说,“1942年之前飞机都是螺旋桨推进的,直到有人发现了别的选择,这种选择已经被证明要好得多。”

我们很乐于设想这个最聪明的新发明来自于从天而降的灵感-天才发明家的灵犀一刻。空气倍增器绝非如此。它始于实验室的偶然发现,花费了3年时光,经过250次反复试验,约30名员工参与,最终实现了一件普通家居用品的彻底变革。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创造性工艺技术的证明,不管这个说法多么带有矛盾修饰法意味。Dyson从各种事物中获得灵感,从飞机翅膀到人体气场。从而将工程技术转化成市场销售。就像这台电扇的品牌标语所说,“无刀片扇叶,无扰流抖振。”

对Dyson来说,技术上的发现是一种挑战机遇的胜利,他用长跑来比喻这种嗜好,那是他高中的体育选修。我们都很熟悉他那个无袋真空吸尘器的故事,经过15年间5126种样机才修成正果。上市2年间它已经成为英国卖得最好的真空吸尘器,世界累计销售超过3100万台。今天Dyson公司拥有大约2400名员工。该公司位于英国的总部是一部研发机器。最近5年Dyson已将研发费用翻了4倍,这意味着它的产品,无论是真空吸尘器还是电扇,都经过一丝不苟的研究,大量的样机,测试直至其损坏。“Dyson提出的原则是他们将打造远比市场现有的产品更为优秀的产品,”美国工业设计学会执行主任Clive Roux说。“他们依靠发明,革新与设计来完成这一目标。”该公司正跋涉在通往消费者内心的道路上,通过精确无暇的工程技术(可能是昂贵的)产品获得了优异的声望。(尽管该公司六年前出口产品到马来西亚的时曾遭遇某种公关危机)。

风扇经历的上一次重大改革早在1880年代,当时有人想出了在马达上附加扇叶的主意。就像Dylan在新港的演唱会,从那时起到现在,这种机械就粗俗的矗立在我们那不通风的房间里。正如Dyson指出的,扇叶可能是种危险,特别是对小孩子。接着,他说,“电扇发出的扰流抖振是人们不喜欢它的原因之一。”他指的是旋叶产生的波浪风。“如果你能代之以打开窗子时那种和煦微风给人的感觉,我想人们会更乐意成为电扇里的粉丝,”他说着,对自己的俏皮话微微一笑。

空气倍增器为实现这一功能首先通过电扇底部的马达吸入空气,将其压缩后从位于环状头部内的一条1.3毫米的裂缝中喷出。这股空气钻入能抽吸周围额外空气的翼型坡道。从马达吹到你汗流浃背的身体上,空气已经增加了15倍。“免费,如果你愿意,”Dyson说。

最初的想法是个幸运的意外。Dyson的无接触烘手器借助高压喷气发动机擦干手上的水,而空气倍增器是从该产品的一个缺陷中引申出来的。在测试阶段,工程师观察到烘干机抽吸周围的大量空气,有效地改变了整个气流。“这个概念是用一股空气推动其他空气,”Dyson总部的一位研究主管Sarah Liddell说。“我们就这个想法进行了一些脑力激荡,‘移动空气能干些什么?’答案是‘冷却。电扇。无扇叶的电扇。’这就是思考的过程。”

下一步是检视风扇是如何降温的。Dyson发现当皮肤很热的时候,整个身体处于其自身的蒸汽晕圈的烘烤之中。“我注意到这一点,特别是打网球的时候,我的手在出汗,”他伸出手臂说道。“如果我把手像这样伸出晕圈之外,我的手就干了。风扇所做的是它能吹走围绕身体的气团。”空气干燥皮肤同时使之降温。这种效果与你跳出游泳池时发生的情况相似。你会觉得冷,尽管外面的温度是32度,因为水正从你身上蒸发走,它的作用就像个大冰箱。”

为了最大化降温效果,Dyson的工程师把注意力转向航空设计。他们知道空气掠过翼形(飞机翅膀的形状)时会加速,减少翼形上方的压力。由于高压总是向低压流动,翼下的空气开始向上推举。当这种力超过地球引力,飞机就会起飞离开地面。工程师们测试了数百种角度,最终安装了竖起16度的翼型。Dyson像邪教分子一样保守着公司秘密,这位创始人对该角度之所以效果最好的原因,或者比如说,放在15度会发生什么情况,均保持沉默。“解决这一点花费了大量研发工作,因此我们不会透露相关内容。”他说。不管秘密在哪里,结果是该风扇使用40瓦引擎,而一般便携风扇使用50到200瓦的。此外,它还消除了旋叶产生的翻滚气浪。没有刀片扇叶,没有扰流抖振。

同时,团队对风扇的外形作了实验,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棍子上的呼拉圈”,但对其他人则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小小入口”。Dyson选择圆环安装在柱形底座上明显是基于审美因素。“真的,它们就是两个有力度的标志性造型。”他说。“我一直喜欢圆柱和其他东西的组合,尤其是环形之类的。你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复合形状。画草图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找这种乐趣。”这就是典型的Dyson,这一点在他的各种产品中都留下了印记:在其内心深处,他就是一个大大的老顽童。

Dyson的公司文化就是其本人的反射。他个人的叙述大略如下:出身草根的诺福克补锅匠致力于改善家务生活,并且通过真正的勇气和毅力获得成功。这与他以同样的论调评说其产品绝非巧合。他将其产品个性化,渲染它们白手起家终获成功的经历,使这些产品延续他本人那种霍拉修阿尔杰式的艰苦奋斗故事。作为一台装配线生产出来的电扇,要想卖300美元,其消费者诉求远远比不上一台“作为一个可爱的角色出现在这种故事中”的电扇,旁边还有Dyson充当富于同情心的解说员。这就是十足的推销员宣传腔调。滑得不能再滑。一点儿都不带颤音的。

2009年度设计回顾:家具类

作者:国际设计杂志(ID)

原文:Annual Design Review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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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设计奖

LOFT

“诠释永恒,”Lepage这样评论LOFT,这把优美雅致,棱角分明的休闲椅,由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学生(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雪莉·雪莉(Shelly Shelly)在伯尔尼设计公司(Bernhardt Design)赞助的实习课程中设计。实际上,Loft审美上的多样性促使评委试图设想一种它不适合的环境-从没成功过。“你可以把它放进那种周围都是各种闪亮光滑材质的loft里,也可以放在有古董家具的高档褐石建筑中。它甚至可以用在商务空间里。”Oliver评论说。

这把椅子的多功能性,部分由于它是结合使用最新的数字设计程序和传统木工工艺创作出来的。因此,Breitling指出,“其样式既现代又古典。”尽管Loft的设计者在介绍中提到其创意类似于一支倾斜的马提尼酒杯,评委并没有把它和那种上流享乐生活联系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惊异于这把椅子中传统榫接细木工艺的巧妙方式,这种设计突出了其内部结构以及其各个部件的木材之间的肌理变化。

鉴于Loft这种柏拉图式的简约,评委很吃惊的发现它是由22块胡桃木所组成-雪莉选择这种木材是因为它美观并且切割时碎片最少,从而减少材料的浪费。尽管1957美元的售价几乎没有顾忌到经济衰退,评委还是一致认为这件全木质精品的工艺和对细节的关注完全值回了票价。“它是那种你知道你会珍爱并传给下一代的东西。”Oliver作出结论。

设计:Shelly Shelly(加州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

客户:伯尔尼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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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PALMA

“可爱,”Lepage这样评价Khodi Feiz为Offect设计的Palma椅子。拟生态的外形促使评委们谈论起这个设计到底有多舒服滋润。诸如“卵形”,“摇篮”甚至“胎位”之类的名词纷纷登场,每位评委都喜欢这把椅子,它的座位,靠背,和扶手构成了一个曲线造型,其灵感来自一支微微张开的手掌。不出所料,Palma椅和另一现代主义之母的标志Womb(子宫)椅被放在一起比较-尽管Oliver指出Offect的这把椅子比Eero Saarinen的经典作品便宜了一多半。

设计:Feiz设计工作室(阿姆斯特丹):Khodi Feiz

客户:Offecct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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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IC

One & Co.公司的Periodic桌是今年评委中最有争议的-也是最觊觎奖项的,它引发了一场关于平等衡量伦理与美学的深度讨论“如果存在的话,这就是欲望的产物。”Oliver这样评论这张桌子,这一怪诞的作品包括四片淡淡的涂成银色的可回收花旗松木板,木头纹理朦胧的痕迹仍然可见。这张桌子唤起了Oliver和Lepage极高的渴望,Breitling质疑在这个经济衰退的时期哪个地方能有这种奢华。当设计史学家回顾本年度的设计评论时,会不会指责评委把这种看似完全脱离当前经济急所的东西包含进来?“这个世界还是有地方容纳美的,即使你我负担不起,”Oliver说。这张桌子将会逾旧逾美-就像铜屋顶生的绿锈或者镀银镜子雅致的古旧。Lepage指出它具有明显的传家宝的品质。“如果你现在想买点什么东西,”她说,“你不妨买些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东西。”

设计:One & Co.(三藩):Jonah Becker主持设计

客户:地方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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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同时从工具和玩具出发考量,从而获得灵感,Peter Stathis铝制Link工作台灯以其精工巧思的支架和引人注目的傻样给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让我想起了Wall-E,”Oliver有感于Link的形式而评论说。它把富于表现性的L形底座与一个飞碟(就像15寸显示器的碟片)通过一条伸缩自如的臂杆连接起来。“这个台灯真正漂亮的地方是它并不占用桌面空间,”Breitling注意到,Stathis因为考虑到了每个细节而赢得了额外赞誉,比如嵌入基座底部的臂杆张紧键。“真是非常聪明的设计,”Oliver结论说。

设计:虚拟工作室(三藩):Peter Stathis主持设计

客户:Pabl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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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这个东西真是制造精美,”Breitling这样评论Omer Arbel的22系列室内墙面插座。该产品可以嵌装入石膏板或木器而不需活动盖板,Arbel的设计把标准的三孔电源插座改变为一个咧嘴笑着的拟人角色,如果成组聚集在一起。可选的,如果少量分散安装,无边缝的插座能唤起一种更简约的,洗尽铅华的美感。三位评委亦倾倒于22的不锈钢拆卸工具,如需重新接线它能帮你抽出插座。“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配件,”Oliver手握着工具说。

设计:Omer Arbel(Vancouver)

客户:Bocci

梵高到底怎么啦?

作者:Martin Gayford

原文:What was the matter with Vincent van Gogh?

在伦敦举行的梵高艺术作品和信件大型展览提醒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扭曲其视觉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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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梵高,艺术家的自画像(Vincent Van Gogh Self Portrait as an Artist),细部

1889年5月2日,文森特·梵高从阿尔(Arles)的医院写信给他的弟弟提奥(Theo),提出一个不太可能的计划。综合各种理由,他已经决定,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参军。文森特担心如果他立即去尝试应征的话,可能会因为他称之为“他的意外”而被拒绝。而且,实际上,他很可能已经被拒绝过了。前一年的圣诞节前夕,他陷入了他那次著名的危机,这次危机在他把自己的耳朵割掉了一块的时候达到了巅峰。

从那时起他发生了一连串的精神崩溃-幻听和妄想,伴随着其他症状,使他陷入恐惧,他害怕邻居们要毒死他。那一年的大多数日子他都是在医疗监护中度过的。

这是艺术史上最大的悖论和秘密之一,在导致这场灾难的数月间,甚至在这之后,除了严重痴呆的那段时间,他仍继续创作并绘制出了那些如今举世闻名的灿烂名作:“梵高的椅子Vincent’s Chair”和“高更的椅子Gauguin’s Chair”均作于1888年11月。一场引人注目的展览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于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揭幕,这两幅画都将展出。无疑公众将会涌进伯灵顿宫(Burlington House)一睹为快,这是40年来伦敦为这位终极艺术巨匠的作品举行的最重大的展览。

同时作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和一位近乎同样杰出的语言大师,这就引出了纠缠着其全部成就的疑问。文森特·梵高到底怎么了?不管是什么,这种因素是帮助还是阻碍了他?换句话说,是他的精神问题构成了他的天赋,还是说那只是他为之苦恼的许多困难之一?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精神状况无疑是严重的,无论军事当局,还是梵高看来似乎心仪的法国海外兵团(French Foreign Legion)(梵高一直渴望着北非的灿烂阳光),在1889年确实都不太可能雇用他。

梵高焦虑的继续写道,他不想使这种新的奢望被当成是“一种新的疯狂举动”或者自杀企图。但是,他悲伤的指出,他的精神状况“不仅是而且一直是已经错乱的”。他觉得自己需要的生活环境是“必须服从某种制度的地方”-在医院或者军队里-只有那样他才能感到“更加平静”。

不到一星期之后,5月8日,他自愿进入圣雷米(St Rémy)的圣保罗精神病院(Saint-Paul-de-Mausole)。他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然后前往北巴黎瓦兹河畔欧韦(Auvers-sur-Oise)在保罗·加歇医生(Dr Paul Gachet)的照料下生活。1890年7月27日他射穿了自己的胸部,两天后死去,当时37岁。

他一生令人心碎的悲剧使其产生了两个矛盾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他毫无意外的被描绘成“疯狂艺术家”的原型,在灵感的狂乱中作画,严重酗酒,举止野蛮。在另一方面,艺术史学家通常倾向于强调另一个不同的梵高:一个理智,善于思考的人,其作品是仔细筹划的成果,他的书信最近被重新翻译并出版了一个权威的新版本(泰晤士与哈得逊出版社/梵高博物馆Thames & Hudson/Van Gogh Museum),其中显露出雄辩的口才和才华横溢的思维。

这两种描绘均有真实之处。实际上梵高确实行为异常-根据他在阿尔的邻居们提供的证据,他对本地的妇女进行过轻微的侵犯,导致一名妇女意外跌倒在地。艺术家同伴们,比如在巴黎结识他的苏格兰人阿奇博尔德·哈特里克(Archibald Hartrick),并无恶意的认为梵高已经“疯了”。

梵高确实饮酒过量。他在不止一个场合自己这样说过。在1888年炎热的夏天-那段时间他画了阿尔郊外原野上成熟的麦田以及向日葵-他后来承认他用酒精混合咖啡令自己对那种“黄色的高音”激动不已。

这是真的,他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作画。一些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安格尔(Ingres)-画得很慢,而其他一些人,比如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就快的多。梵高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作品。1888年11月初,他自夸第一版的“阿莱城的姑娘L’Arlésienne”-当地咖啡馆老板的妻子基诺夫人(Madame Ginoux)的肖像-“不到一小时搞定”(后来改口称45分钟)。

作画的时候他抱怨他的思维被“平衡”色彩的“枯燥计算”搞得紧张不堪,“就像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在短短半小时之内你必须同时考虑上千件事情”。然后,唯一的“放松和消遣-对我来说和其他人一样-就是痛饮一番或者猛抽烟草把自己弄晕。”

1888年12月22日,在他们同居的小屋,割耳事件最终爆发的前夜,保罗·高更在给朋友的信中吐露,他认为梵高和美国作家爱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的情形相似,这种“紧张的性格”由于其悲伤演变成了“酗酒”。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我们熟知的放浪艺术家的行为。另一方面,将于皇家艺术学院展出的信件和草图清楚的显示出,梵高的作品通常经过极其明晰的预先构思。基诺夫人作为其女房东已有数月,而且无疑已经给他上过很多次酒,故而梵高有大量的时间思考怎样去画她,然后通过激烈的活力爆发最终一挥而就。

而且,梵高是一位阅读者以及深刻的思考者。他是小说的热心读者-左拉,巴尔扎克,狄更斯,龚古尔兄弟。他贪婪的阅读报纸,杂志以及关于托尔斯泰,彼得拉克,卜迦丘,瓦格纳的论文。总的来说,艺术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梵高的精神问题没有什么相关性,而专注于分析其作品和文章。他们指出对于一个已经去世120年的人做出确切的诊断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这一点并未能阻止许多作家去尝试。时不时地有人提出他可能罹患的几乎每一种疾病,只要该病症能让人想到会导致他的那些症状中的一种或几种:铅中毒(来自颜料),苦艾酒导致的幻觉,一种名为美尼尔综合症的内耳病痛,同时还有严重的中暑。有人提出是精神分裂症,还有梅毒,癫痫,急性间歇性卟啉病-一种荷尔蒙失衡,据信曾导致乔治三世发疯-以及边缘型人格异常(科学术语,指所有那些易怒,冲动,酗酒,与人相处困难的人)。

有什么办法削平这片医学推理的荆棘么?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的。无论如何,梵高所患的病症是深层的和顽固性的-他自己也承认。

这也是他母亲得知割耳事件时的看法:“可怜的,我相信他一直有病。”早在1880-81年他的父亲就试图劝说他去比利时吉尔(Gheel)的精神病院,大约同时还曾想让他去咨询海牙的一位知名精神病专家拉马尔医生(Dr Ramaar),此事直到最近2003年才曝光。

到那时,依照常规标准,他的生活已经很不规律。他的父亲是一位荷兰新教牧师,原本计划作为长子的文森特参与艺术品买卖生意,并由他的一位叔叔担任合伙人。在伦敦和巴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把这个好机会弄砸了。

之后他试图追随父亲的脚步,但是他放弃了神学研究,代之以成为了比利时煤田的一名新教布道者。他没能从传教士学校毕业,虽然如此他仍在博里纳日(Borinage)煤田讲道直到被解职为止。

然后他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无薪无隶属的志愿者,直到他宣布决定改行成为一名画家。不出所料,他那虔诚的父母忧心忡忡。令人震惊的是梵高坚持献身于其新的艺术道路,以至于-从近乎于从零开始,同时很大程度上未经训练-在10年间他的创作成为西方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一定程度上来说绘画挽救了他。绘画提供了那种决心和纪律,关于海外军团生活的幻想表现出他需要这些东西。日常的努力吸引他关注现实-比如,一把椅子-尝试着去描绘之则很可能是治愈性的,即使这样会使他感到压抑。除了他精神状况最糟糕的时候之外,梵高一直在努力,几乎直到他死亡之时(在奥维尔的两个月里他的创作效率令人震惊)

这就带出了其悲惨命运的另一方面:他的病是间歇性的。急性发作之后的日子里他回来绘制杰作。上面的分析中没几个符合这种特征。比如,梅毒,尽管可能导致痴呆,却不太可能产生如此富于情节性的影响。在我的《黄房子》一书中,我甘当出头鸟,提出有一种病症表现为狂躁与消沉,或者如我们最近了解到的,躁郁症。

我们从那些信件中得知,梵高确实有消沉的时段-在1887-88年冬天绘制“画家的自画像”的时候,他似乎处于低潮。他也经历过狂野的活力与欢欣时刻。一种称为“快速循环”的现象可以解释他在躁狂与正常之间的快速来回摆动。

许多其它细节-酒精滥用,最终的自杀-都符合躁郁症患者的特征。是的,精神病的症状不像麻疹定义得那么清晰明确。他的问题可能被其他症状复杂化,比如癫痫-圣雷米的医生们就这么诊断的。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带着激情来观察和描绘最普通的物品-比如说一把软椅,或者火焰般的普罗斯旺的柏树-这是一种应对绝望的方式,他试图依靠它来支撑自己立足于现实中。他不是一个疯子艺术家,而是一位的伟大画家,一直在内心中与精神错乱作战。

真实的梵高:艺术家及其书信。伦敦西1区皇家艺术学院,1月23日-4月18日(0844 209 1919)

马丁·盖弗(Martin Gayford)《黄房子:梵高,高更,以及阿尔骚动的九星期The Yellow House: Van Gogh, Gauguin and Nine Turbulent Weeks in Arles》企鹅(Penguin)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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